1949年，毛主席想起了一桩悬案未破，就叫来了公安部长罗瑞卿，说：“有桩悬案困扰了我18年，你可要帮我破案，解开我的心结哟！” 1931年，白色恐怖笼罩上海滩。中共地下组织如同惊弓之鸟，顾顺章的叛变让本就艰难的处境雪上加霜。情报网被破坏，经费链条断裂，革命事业摇摇欲坠。 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远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支援上海120两黄金。这笔黄金，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白领工作几百年的收入，是苏区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救命钱。 然而，这笔承载着希望的黄金却在运送途中离奇失踪，成为一个尘封18年的谜团。“四中全会”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构本就风雨飘摇。顾顺章这个“定时炸弹”的引爆，更是直接摧毁了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通道。经费来源中断，组织活动难以为继。 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目的就是为了在困境中稳定局势，继续推进革命行动。没有钱，再厉害的人也做不了什么。 此时，中央苏区虽然自身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但为了支持上海的革命工作，还是毅然决然地拨出了120两黄金。 这批黄金，不仅仅是金钱，更代表着中央苏区对上海临时中央的信任和支持，是革命火种延续的希望。 为了确保这批黄金的安全送达，负责财政工作的林伯渠可谓煞费苦心。他把金子铸成了条状，还想出了个七个人依次传递的稳妥运输法。 交通员各自负责一段路，他们之间不熟悉，交接时靠约定的信物和暗号来完成。这套方案，在当时可谓是万无一失。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 前六棒的交接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但到了最后一棒，负责将黄金从松江送往上海的第七位交通员却人间蒸发，120两黄金也随之不见踪影。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中央苏区和上海临时中央都陷入了恐慌。苏区那边心急火燎地盼着消息，上海那边不停地追问。这不仅仅是120两黄金的损失，更意味着上海临时中央的活动陷入瘫痪。 黄金的失踪，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得知此事后，毛泽东内心无比悲痛和愤怒。 他下令彻查此事，但由于当时正值国共内战的关键时期，苏区面临着国民党的围剿，调查工作不得不暂时搁置。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但即使在繁忙的国事中，毛泽东也始终没有忘记这桩悬案。 1949年11月，他将公安部长罗瑞卿叫到身边，郑重地嘱咐他重启调查，务必查清真相，给牺牲的同志们一个交代。 罗瑞卿意识到这案件非同小可，赶紧组建了专案组，还调集了精兵强将协助上海警方开展调查。这是一场跨越18年的追寻，许多当年的线索都已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调查人员需要从头开始，像大海里捞针一样细心寻找线索。 他们首先找到了第一位交通员秦朴，然后顺着这条线，一路找到了第六位交通员刘志纯。根据刘志纯的回忆，第七位交通员自称姓刘，年龄在三十多岁，穿着黑色棉袄，戴着绒线帽。 调查人员带着这些线索，在松江和上海全面开始了细致的排查工作。他们走访了当年的客栈、药店，甚至动员了当地的居委会，但始终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刘”姓交通员的有效信息。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之际，一个偶然的线索让案件出现了转机。当地军分区司令部参谋杜复明提到了一个当年保安团使用的招待所。 调查组立即前往调查，并在招待所的账本上找到了一个名叫梁壁纯的旅客信息。经过核实，梁壁纯正是那位失踪的第七位交通员。 梁壁纯在账本上登记的是他自己在祥德源国药号当店员的情况。调查人员追踪线索，到了梁壁纯的故乡，结果发现他早就搬家了，下落不明。 经过不懈努力，调查组最终在上海浦东找到了梁壁纯。面对突如其来的问讯，梁壁纯显得惊慌失措。他声称自己在码头晕倒，醒来后黄金就不见了。 调查组一开始对梁壁纯的说辞表示怀疑，但经过调查发现，这些年来梁壁纯一直以修钟表为生，生活拮据，并不像私吞了120两黄金的样子。 调查越深入，越发现一些让人震惊的真相。梁壁纯不是自己偷东西，是被抢了。抢劫者是两名黄包车夫——吉家贵和刘阿古。 他们在码头看到梁壁纯抱着白铜箱子，便起了歹念，将他迷晕后抢走了黄金。为了找到这两名黄包车夫，调查组再次陷入困境。 梁壁纯对车夫的长相和车牌号都没有印象。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线索出现了。一个名叫冯安宝的犯人为了戴罪立功，向警方提供了吉家贵的线索。根据冯安宝提供的线索，调查组最终抓获了吉家贵和刘阿古。 两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交代了抢劫黄金的经过以及之后如何销赃的细节。吉家贵和刘阿古被抓了，18年前的旧案终于水落石出。吉家贵和刘阿古被判了死刑，梁壁纯因为逃跑被躲起来，最后被判了十年牢狱。 这起案件的侦破，不仅还原了历史真相，也彰显了新中国政府维护正义、打击犯罪的决心。 通过对这起案件的回顾，我们不仅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历史，更能够从中汲取力量，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信息来源：《晓松奇谈之黄金大劫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