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7日，溥仪去世。溥仪的遗体没有土葬而是被火化了。满清在入关之前的风俗就是火化。到了清朝入关后的康熙帝因为受汉文化影响，开始土葬。 1959年，溥仪被特赦回到北京，面对全然不同的新中国社会，昔日的皇帝显得有些无所适从。他住进了五妹金韫馨家中，第二天，五妹便催促他赶紧去办理身份证，否则就是“黑人黑户”，会影响生活和工作。溥仪对这些完全陌生，只得与弟弟溥杰一同前往民政局。民政局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身份证需要到公安局办理，两人又赶往公安局。 公安局负责办理身份证的吴静深并未认出溥仪的身份，但身旁一位年长的公安听到后惊讶道：“您原来是皇帝呀！”当被问及家庭住址时，他再次语噎，因为过去居住的紫禁城早已成为故宫，自己现无固定住所。经过协商，户籍地址临时填写为五妹的住址。谈到婚姻状况时，溥仪又陷入困境，只能小声说道：“离了。”工作人员记录为离婚，昔日的皇帝竟是被妃子要求离婚的唯一一人。 溥仪的家世显赫，他的祖父是醇亲王奕譞，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奕譞因支持慈禧与恭亲王发动政变推翻肃顺等顾命大臣，成为慈禧的亲信，使醇亲王府地位大幅提升。然而，同治皇帝去世后，按照清朝惯例应在溥字辈中选一人继承皇位，但慈禧担心失去权力，坚持让自己的外甥载湉继位，即光绪帝。 光绪皇帝即位时年仅四岁，后因戊戌变法与慈禧关系恶化，被幽禁于瀛台。慈禧晚年时，认为光绪难以再为她所用，遂从醇亲王府接溥仪入宫继承皇位。年幼的溥仪由此进入紫禁城，成为清朝最后一位皇帝。 1967年10月17日，中国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在北京去世。与人们想象中帝王的厚葬不同，溥仪的遗体被火化了。这个决定看似令人意外，实际上却与满族的传统丧葬习俗有着深刻的渊源。 满族在入关前居住在东北地区时，火化一直是他们的传统丧葬方式。这种习俗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和游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东北地区冬季漫长，土地冻结时间较长，加上早期满族人居无定所，经常迁徙，火化成为最实用的丧葬方式。这种做法不仅便于处理遗体，也方便携带先人的骨灰继续迁徙。 康熙皇帝在位期间，满族的丧葬礼仪开始向汉族传统靠拢。这一变化并非偶然，而是清朝统治者为加强对中原地区统治的文化策略的一部分。土葬不仅符合汉族的传统观念，也体现了＂慎终追远＂的儒家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从努尔哈赤到康熙这段时期，满族的丧葬礼仪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努尔哈赤时期，虽然已经建立了后金政权，但仍然保持着满族传统的火化习俗。到了皇太极时期，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但还没有完全改变火化的传统。直到康熙帝时期，在大规模接受汉文化的背景下，土葬才正式成为清朝皇室的丧葬方式。 随着土葬制度的确立，清朝开始修建规模宏大的皇陵。清朝帝陵的选址和营建都遵循着严格的规制，这些陵寝不仅是清朝皇帝的安息之所，也是彰显皇权的重要象征。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被一些人认为是谄媚的文字，但细读全书会发现，这是一部溥仪毫不留情剖析自己过往的作品。在提及出席东京军事法庭时，他坦率承认，当时因害怕祖国将来的惩罚，虽然揭露了部分日本侵略事实，却有意隐瞒了与自己罪行相关的真相。书中反复出现的反省之辞，体现了溥仪对自己的深刻剖析。他坦言，“人唯有自省，才能继续前进。”这种自我反思贯穿了他的人生后半段。 溥仪回忆自己在皇宫中的成长时，毫不掩饰地描述了皇权教育对他的腐蚀。他写道：“直到1924年我19岁为止，就在这座‘毁人炉’式的皇帝宝座上，把历代帝王的骄奢生活尝了个遍，良心一步步被磨蚀殆尽。”封建制度的影响，使他养成冷漠自大的性格，尤其是担任傀儡皇帝的那段经历，让他更加自私多疑。 然而，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感受到久违的关怀，逐渐意识到封建礼制的危害，并甘愿从“皇帝”转变为一名普通公民。一次，溥仪与沈醉等人从白塔寺乘无轨电车前往动物园。当其他人上车后，他因让其他乘客先行而被挤下了车。最终他错乘1路电车，被售票员引导至正确线路，晚几趟车才赶到终点站。 195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特赦确已改恶从善罪犯的决定时，溥仪认为自己不够资格。他感叹道：“我的罪恶重大，表现也未必比别人好。”溥仪的谦卑态度和反思精神，使他最终赢得了社会的认可。1961年，他在中南海颐年堂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单独接见，两人长谈五个多小时并共进晚餐。溥仪感慨毛主席的亲切接待，几度泪流满面，回政协机关后谈起此事时，仍忍不住流泪。 溥仪特赦后，被安排到北京市郊劳动一年。劳动结束后，他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2年，他与李淑贤女士结婚时，北京市委代表廖沫沙出席婚礼。溥仪对廖沫沙印象极好，视其为“大好人”。然而，廖沫沙后来因“三家村”事件被批判，溥仪在看到报纸时大哭不止。他一再重复，“廖沫沙是个好人”，同事们试图开导他，却无法改变他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