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3日，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黄杰，率3万多残军退往越南。残军抵达越南北部小镇禄平后，按照事先的协议把武器交给法国当局保管，部队的给养也开始由法方补给。 当晚，法方一名军官驱车来见黄杰，说他奉谅山法军边防军司令部的命令，请黄杰到谅山去一下。黄杰带着随从参谋张维武，乘法军军车离开，一小时后到达谅山，法军上尉阿麦勒将黄杰安置在一家民房住宿。 第二天上午9时，阿麦勒上尉陪同黄杰起见法军驻谅山边防军司令韦加尔上校。黄杰提出关于部队上船转运台湾的事宜。韦加尔只是支支吾吾，答非所问。黄杰感到非常失望，于是提出要在河内找法方专员公署洽商。韦加尔表示同意，由于法方暂时派不出大批汽车，黄杰便在谅山等待。 12月15日，阿麦勒上尉通知黄杰，在禄平宿营的国民党残军，已由法方派出汽车一百五十辆，运送到那丁。黄杰得知后，疑团满腹，法国人未征得他这个兵团司令的同意，竟擅自把他的部队运走，居心何在？ 后来一打听，法国人派出的汽车并不是150辆，而是几十辆，运走的也不是黄杰的部队，而是几百名随军眷属。黄杰得知后，气得要命，但也没有办法。 12月16日12时，黄杰和亲随何竹本、毛起鹒、张维武等人乘坐法方提供的一架小飞机由谅山飞河内，50分钟后抵达河内机场。 黄杰等人在机场稍事休息后，在几个法军军官的陪同下，乘车前往专员公署参谋长韦尔登上校的住所。一见面，黄杰首先对法军当局协助他的部队进入越境表示谢意，接着提出将部队转运台湾的许多具体问题，请韦尔登上校作具体答复。 韦尔登一派外交辞令，说：“欢迎黄将军到河内来。黄将军长途跋涉，一定很辛苦了，我们已为黄将军安排了休息的地方，请先去休息休息。” 黄杰见韦尔登说话只是一派空洞的外交口气，一时对法方的态度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韦尔登上校把黄杰送到门口，告诫说：“黄将军，河内潜伏的越盟分子很多。对于你的安全，在道义上法方应该尽到保护的责任。希望黄将军在行动上一定要保守秘密，切勿使外界得知你已到河内。” 对韦尔登这一番告诫，黄杰心中感到不安，紧接着韦尔登派专员公署的华务处长欧芝耶上尉领着黄杰等人到黄阿里文路二十五号去歇息。 这是一座二层西式洋楼。楼内空空如也，四壁蛛丝尘网，萧条不堪。欧芝耶上尉临时派人搬来了几套被褥用具。 黄杰等人刚刚安顿下来，接着便来了十几名士兵，在楼上楼下的每一门口挎枪肃立。黄杰见了心里不由得一愣，忙问欧芝耶是怎么回事。 欧芝耶耸耸肩膀，说：“奉韦尔登上校指示，这是对黄将军的安全措施，未经许可，不得下楼。” 黄杰很不情愿地说了句：“谢谢！”他出于礼节正要送欧芝耶上尉出门，一个士兵用枪在他面前一挡，口中喊了一声。黄杰心头一阵痉挛，他不但失去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威望，而且失掉了作为一个人享有的最起码的自由，他被软禁了！ 几天后，欧芝耶上尉登门通知黄杰，法国驻越南北圻专员亚力山里中将要会见他。在欧芝耶上尉和国民党代表刘家驹的陪同下，黄杰见到了亚力山里。 傲慢的亚力山里一见面便说：“阁下，巴黎方面依照国际公法决定在鸿基集中软禁入越军人。请你暂时忍耐，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对此，本人深表遗憾！” 黄杰气愤异常，他没有想到，本来计划好的入越转回台湾，结果竟是进集中营。黄杰当即向亚力山里说：“将军阁下，我的部队，不能脱离我的掌握。因为他们只知道假道回台湾，并不了解要在越南遭受集中软禁，。假如我不和军队住在一起，可能要发生许多意外的可怕事件，增加法方的麻烦。希望能让我即刻转赴鸿基，看看我的部队。” 亚力山里想了想，点头说：“好的，阁下可以去看看你的部队。” 12月23日，黄杰和法方的联络官沙如上校，前往蒙阳集中营“视察”他的第一兵团残部。集中营外，有法国士兵看守，四周架设电网，岗楼里的机关枪日夜对着集中营，戒备森严。残军官兵及眷属只能在这一千米长宽的营区里待着，如越雷池一步，便被开枪射杀。 集中营内，遍地粪便臭不可闻，官兵如牛马一般生活着。法国殖民军的官兵，每日三三两两荷枪闯入营区，借口检查武器，个别搜查官兵妇女，把他们随身携带的钢笔、手表、首饰和银元、手电等强行没收。对于年轻漂亮的随军眷属，还常常找去“单独谈话”。第一兵团第十四军第十师师长张用斌，为了保护眷属，入越不久，即令全师女眷女扮男装，才幸免被侮。 黄杰一进入营区，官兵们见他们的司令官一脸憔悴，大家在喊出“长官”后，便失声痛哭。两万余人的哭声震彻山野。黄杰默默地绕场一周，眼泪簌簌直流。黄杰后来回忆，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屈辱难堪的痛苦场面。（黄杰和蒋经国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