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燕芬在《执守·超越·反拨——七月派史论》（中华书局2003年8月版）中将《希望》作为七月派“成熟”的标志：“历经危难中的坚持和队伍的分化重组，在《希望》创刊之时，七月派走向相对稳定和成熟。”（第21页）。从表面上看，《希望》时期的“主观论”推动了他自身理论体系走向“成熟”，七月派成员也都以胡风为领袖，流派的思想和艺术特征确实比《七月》时期更为突出鲜明。然而，实际上，七月派的这种“稳定”中包含了诸多裂痕，成熟中也存在许多“幼稚”。虽然在他们公开发表的作品中很难见到这类分歧，但是仔细借助此时期七月派成员们往来的书信，仍然能从中发现其中的端倪。
一据《胡风回忆录》记载，1944年5月25日胡风得到国民党中宣部洪昉来信，信中告诉胡风，《希望》已准送审出版。听说这个消息，胡风“高兴地得诗一首”：
又向荒崖寻火粒，荆蓁凝露不胜寒。
大千孽浪连方寸，极目云天夜未阑。[1]
《希望》几经周折获准出版，胡风这时应该高兴。不过胡风的诗中，却很难看到令人“高兴”的迹象。如果说《希望》象征着“荒崖”的“火粒”，还稍微带有一点暖色的话，那么后几句中的“荆蓁凝露”、“大千孽浪”、“夜未阑”，却使人更多感到一种黑暗、寒意与压抑。
其实胡风在最初接到《希望》获准出版的消息时，感到的是阴暗与沉重。
在接到洪昉信的同时，胡风接到了舒芜4月20日夜所写之信。在给舒芜的回信中胡风交代了写这首诗的过程和当时的心情：
廿夜信今天下午才收到。前一信早几天想回的，但因为心绪有些阴暗，搁下了。这阴暗，我也不想分析它了。总之好像置身在大家无端得意忘形地欢乐，但自己感受的正是相反，因而不但落【莫】不欢，反被当作异端仇视的那一种处境下的心绪。总之，好像和世界离开了。
但也在望信，但却是一位官员底关于希望的回信。这信和你底信刚才同时收到。希望实现了。看了他底、你底以及几封不相干的信以后，心里忽然感到沉重。恰好印着蜗牛的刊物寄到了。我担心也许被弄去了一肢一节，随手翻看了后半。没有删。但心里更加沉重。后来茫然在院子外田岸上走了两圈（我常常去茫然地走走的）。回来就得到了这么四句：又向荒崖寻火粒，荆蓁凝露不胜寒，大千孽浪连方寸，极目云天夜未阑。
脱难后的两年多，我一直在等着这个希望，虽然理智上晓得是一个吃力的重负，但心情却是旺的。但一旦实现了，忽然感到意料外的沉重。忽然感到非和无穷多的东西甚至我自己仇人相见不可了。借用一个夸大点的比方，好像一个军人，接受了重大的危险的任务，但却没有准备，没有武器，没有自信，对于必要的条件没有认清，而敌人却是非常强大的。这时候我反而羡慕数年前初生之犊的盛气了。[2]
胡风的阴暗与沉重究竟是为了什么？虽然1943年3月胡风从桂林回到重庆后，与进步文艺界的矛盾依然如故，《希望》创刊时历尽波折，生活上也并不顺心，然而他的心绪是“旺的”。
这种阴暗、沉重感只能来自自己的阵营——“大家”。“大家”正沉浸在“得意忘形”的“欢乐”之中，对即将到来的“任务”并没有清醒的认识，这才是他最担心的。
胡风自有他的理由。路翎在恋爱期间，因为“势将提到结婚”，曾经感到“惶惑”并向胡风询问看法。
而胡风对于婚姻保持着一种戒惧心理——这也许跟他自己家庭颠沛流离的生活有关。这也正是他指责七月派年轻成员们“无端得意忘形”的最好注脚。
而且，从事情后来的发展看，胡风对于七月派成员们恋爱、婚姻的担心并不是毫无道理的——阿垅的婚姻并不幸福。据1991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上冀汸的《忆阿垅》中所载，阿垅结婚后写给他的信总不免有些“怨声怨气”，甚至有比较激烈的语言，如“逼得我快发疯了”。冀汸以为：“不好说他们夫妇之间的感情发生了什么‘裂痕’，但过得不顺心、不愉快则是真的。”
二胡风1943年3月从桂林回到重庆后，除了舒芜外，和路翎、阿垅、何剑薰等人都有书信往来，完全列举已不可能。但从舒芜5月9日的信中，已然可见5月25日夜胡风沉重的某些原由。该信中除了向胡风报告阿垅结婚的消息并录阿垅的三首绝句外，还谈到自己5日到何剑薰处“喝酒畅谈”的情况以及对“体系”的检讨、对以群《关于固有学术的再评价》的批评。
对于舒芜信中提到的何剑薰，胡风是常有批评的——虽然在香港时还一度想让他和路翎、阿垅、张元松一起组成一个《七月》的编辑联络站，何剑薰后来也曾在《希望》上发表杂文，胡风还曾介绍他到《新蜀报》去编辑副刊《蜀道》。
在胡风看来，何剑薰虽有讽刺才能，但对人物嘲讽过度，用语有时太过露骨而至于刻薄，一味丑化，不仅显得阴暗，有些地方也显得轻薄，没有尊重小说人物，没有更深刻地暴露社会上的种种劣根。[3]大约路翎对何剑薰也有和胡风相近的看法——1941年10月16日胡风在香港给路翎的信中就说：“你对于剑兄的批评也是对的，但他在态度上和方法（风格）上已成‘型’，非三言两语说得明白。如果遭遇好，他当已成名作家了，现在只好慢慢挣，虽然希望他不只停留在这界限上。”[4]
然而何剑薰并不认同胡风对自己的不断否定，这才有了舒芜5月9日信中何剑薰的话：
我就是我，虽然不好，但总还是我。故那《升天》，不管谷、宁二兄怎样批评，我自己还是喜欢的。
亲手扶植的作家，也未必肯听从自己的批评，而且舒芜这封信中提到何还在背后发牢骚，谈关于自己的“趣”事，自然会对胡风感到不满。
此后两人的矛盾不断加剧，“争斗”数有往还。
针对何剑薰不服气的态度，1944年7月6日胡风致舒芜信中指出，对何剑薰“不做一次持续的大斗争，是无法克服的，而且那缺点又致命的东西”。[5]而何剑薰到本年末则表示，不再给胡风看自己的稿子。
1945年1月18日胡风给路翎信中又称：“刚才给了剑兄信。逼进一步，不弄到他解除武装，就万事休矣。”[6]同日给舒芜信中也说：“剑兄后又有一长信来，谈些生活上的话。关于创作，只提了几句，还是老态度。我想今天回他一信，也还是老态度。这一堵壁不打通，什么也说不上的。”[7]
但是何剑薰这“一堵壁”最后也并未打通。抗战结束后一段时间内他甚至经常在舒芜面前诋毁胡风。1948年4月出版的何剑薰著《中国文学史》的序言和长篇《绪论》[8]中，不仅对“主观主义者”们的“横豪”表示了相当的不满，还点名批判了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中关于“五四”新文学和旧文学之间异质性的论断，意在攻击胡风不懂历史，也不懂古典文学：
我们并不应当忘记，“特定的文艺形式的崩溃是远远地落在产生它的社会存在底崩溃后面。”（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可是，也不应当忘记，特定的文艺形式的产生，也会远远地站在产生它的特定的社会存在的产生的前面。就是，在某种新的社会的产生之前，即有这种新的阶级的悟性的产生与萌芽，和这新的阶级的文艺形式的产生与萌芽，和随着这一阶级的势力在社会上与政治上逐渐的加强与完成，他的文艺形式亦当逐渐的加强与完成。故在文艺史上，就通常的都要碰到一个可说不小的难关：即新旧递嬗的这个过渡时代，譬如，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甚至以后一个短暂的时期，不消说，乃是中国封建社会过渡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在这阶段，当旧的社会正是处于解体或【濒】于崩溃的由渐变到突变的辩证法的过程，而代表这种旧的社会阶级的文艺形式也同样正处于解体或【濒】于崩溃的辩证法的过程。在这过程上面，便有许多代表那在当时算是革命阶级的新的形式的文艺作品产生。但是由于那种新的社会的不成熟性，新的阶级的力量薄弱，这些文艺作品，就当然是不成熟的。但它却是能够发展的、富有生产性质的东西。但是这个时期的传统的旧文艺形式，却仍旧是昂然的立于支配地位的东西。也就是，在同一的社会里面，却有这么不同的两种文艺形式。[9]
这就无异于向胡风正式宣战了。
三胡风1944年5月25日夜的沉重感，也由“几封不相干的信”而引起。胡风指的究竟是哪些信虽然难以确定，但当年5月8日—9日给当时在桂林的南天出版社负责人伍禾的一封无疑是值得重视的。这封信里不仅勾勒出了胡风和原《七月》老作者聂绀弩等人的矛盾，而且也揭示了胡风当时的出版基地——南天社的困境。
胡风和聂绀弩分道扬镳，主要是胡风在皖南事变后离渝赴港，将《七月》托付给聂绀弩，最后该刊登记证却被吊销所致。吴永平的《聂绀弩与〈七月〉杂志的终刊》[10]与谢刚的《关于聂绀弩与〈七月〉杂志的终刊——与吴永平先生商榷》[11]对此讨论颇详，毋庸赘述。但是吴文和谢文各执一词，都有偏颇之嫌。
吴文站在聂绀弩的立场上，认为聂绀弩和《七月》登记证被吊销没有关系，胡风之所以对聂绀弩不满，主要是因为一己私心，要和聂绀弩争夺原来的七月派“存稿”，不甘只处于“帮”聂绀弩的地位。这虽然自有其道理，却未免对胡风苛责太过。
早在香港的时候，胡风就坚持出以“七月”为名的丛书：“老名字，都是使文豪们不好过的，好像多占了他们华筵的座位，但我却非这样不可……”[12]胡风到桂林后，聂绀弩表示不愿意用“七月丛书”的名字，胡风才让聂另外“弄一套”，而自己坚持要出“七月丛书”。二人意见不合，胡风向与自己相交甚厚的路翎索要稿件，无可厚非，何必独责胡风？
而且，将胡风之“夺稿”认定为争名、垄断文坛，也不妥当——其实胡风何尝不怀疑聂绀弩是在“争名”？
胡风对聂绀弩借“捷径”而“成名”之心早有戒备。1941年9月18日胡风在香港时给聂的信中对其答应担任宋子文系政客曾养甫秘书一事进行讽刺：“你赴渝原在求闻达，我及家兄曾抱热望，不料又匆匆返此，初衷不遂抑或桂地另有发展，均在念中。”[13]
前面提及的胡风给伍禾的信中也透露出这一点：
有些人，恐怕是真以我为宗派主义者才来和我接近的。×才子如此，×兄的心境也免不了这影子，所以他们顶恨我的是我不接受“自己人马马虎虎一点罢”的态度……苦的是，理解我的却没有力量来协力，有力量的又决不理解我，这只要看×兄介绍了两部稿子出版就那样骄傲，那样以为对我施了恩，就可想而知了。[14]
查1942年5月23日胡风在桂林致路翎信中曾说：“×君拿来了田（即田间）、孙（即孙钿）的，那就并无新稿了。”[15]那么，“×兄”极可能就是给伍禾信中的“介绍”稿子者。而“自己人马马虎虎一点罢”的说法，正好和胡风对聂绀弩的性格认定相符合，因此，两封信中的“×兄”，都应该是聂绀弩。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胡风之所以“夺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怀疑聂绀弩当初接近自己时心术不正，想借自己这条捷径一举成名。且聂绀弩还了田间、孙钿的稿子之后，还有“施恩”之态，这自然会令胡风不满。吴文以为胡风为“争名”，胡风怀疑聂绀弩是在“争名”，究竟孰是孰非，很难判断清楚。
至于谢文以为胡风把聂绀弩讽刺为“穿捷径而去的黠者”，其中原因之一是“在婚姻观与事业观上与聂有冲突”，不确。胡风认为聂绀弩在事业上不严肃、不认真，这是有的，但是说胡风因为聂绀弩和周颖之间的家庭矛盾而将聂称为“穿捷径而去的黠者”，显然是拉扯太过。另外谢文称胡风“重婚姻道德和社会责任”，也属想当然之言——看前述1943年8月31日他给路翎信中对婚姻的看法就可以知道。他之所以反复劝说聂绀弩和周颖和好，仍然是出于长久以来和二人（尤其是周颖）的友谊。
无论对胡风“夺稿”的是非如何判断，其结果是确定的：聂绀弩及其助手彭燕郊从此也离开了胡风为首的七月派。
四如果说1944年5月25日夜胡风的阴暗与沉重来自上述对七月派成员的不满和本阵营的分裂的话，那么这种分歧此后也一直存在。虽然七月派年轻成员们在《希望》创刊后的一段时间内因为有该刊作为集中发表阵地，胡风容易掌控，该流派的裂痕并不明显，但是到了《希望》结束后，七月派的年轻人纷纷自己创办刊物，就很难尽合胡风之意。1946年11月1日创刊的《呼吸》以及1947年8月重庆出版的“荒鸡文艺丛书之一”《天堂的地板》的作者们就曾招致胡风的严厉批评。
1947年9月9日胡风给阿垅的信中说：
得北平朱谷怀信，内中有一段，另纸抄下。我觉得他说得很好。这情形，到《天堂的地板》，就更甚了。我看，朱（朱声，即方然）与周（周遂凡，即绿原），行文都有聊以快意的成分，一种好像矫饰的成分，这会产生很大的害处。对自己，我们要求庄严，对战略，非有聚中的目标不可。像你的札海斯、夜壶等等，都是玩弄敌人的东西。对热情，对憎恨，我们决不能偶存骄纵之心的，一骄纵，它们就变质了。一开始，我提议《呼吸》要弄小些，就是担心这些，现在的《地板》，更是乌合之众，现出了轻敌之至的气概，完全忘记我们是在“群众”之中了。[16]
大约阿垅不服胡风的批评，胡4天后给阿垅的信中又说：“关于《呼吸》的话，我只是以为大致如此，因为《呼吸》我没有详看。刘（指化铁）、徐（指路翎）当可以有参证的意见的。严肃，我还有不相信的？但多少年来，我总感到战略的要求和战斗配合，总不为大家所注意，总脱不了一种恃才的文学青年的气氛似的，这在朱、周（即方然、绿原）方面特别明显。”[17]
胡风批评阿垅等人因为与杜谷的个人恩怨迁怒成都文化，同时伴随着“骄纵之心”，“玩弄敌人”，确实中肯。阿垅在《呼吸》和《天堂的地板》上发表的一些作品如诗歌《象征的成都市刺杀》（《呼吸》第1期）、《请看两青年双簧搭档演出》、《青年党党费问题》（以上两篇见《呼吸》第2期）、《人渣和炮灰这样做了屠刀》、《奇文共赏录》（以上两篇见《天堂的地板》）都是针对当时的成都文化、社会现象而发，且往往有过甚之言：“成都文坛，文章，那是无聊的，文人，那是无赖的，总而言之，那是伪善的。”[18]
至于胡风批评《呼吸》《天堂的地板》的青年作者们所忽视的“战略要求和战斗配合”，吴永平《几近被忘却的“荒鸡文艺丛书之一：天堂的地板”》一文中认为：
1947年2月8日《文汇报》组织了一次文艺座谈会，出席者有邓初民、胡风、潘梓年、翦伯赞、洪深、田汉、李健吾、周建人、胡绳等人，发言纪要载于2月23日《文汇报》“星期讲座”。胡风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他指出：“抗战后期，由于政治上的急剧倒退，社会退化，这在文艺上的反映，就是迎合堕落生活的趋向，甚至发展到用人民的进步的面具，伪装色情的东西，所以当时的情形是封建的文化、法西斯的文化，还加上色情的东西。”记录者从他的发言中抽出了一句话作为小标题，这句话是：“号召：动员一切力量与反人民反时代的文化作斗争！”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理解为胡风提出的“战略的要求”或“大的要求”，也许不会错。[19]
查当时的《呼吸》、《天堂的地板》上所刊阿垅、方然、绿原等人的作品，何曾离开“与反人民反时代的文化作斗争”的主旨？吴文自己都承认：“胡风同人基本上能正确地理解他提出的‘战略的要求’或‘大的要求’”。吴文的关于胡风“战略要求”的推论显然不对。
1947年1月5日胡风为《逆流的日子》所写的序中曾经说：
文艺在自己的阵营里面也经验着一种逆流的袭击，这袭击正是和那大的逆流紧紧地互相呼应的……
这就急迫地要求着战斗，急迫地要求着首先“整肃”自己的队伍，使文艺成为能够有武器性能的武器。[20]
如果结合此后七月派批评的大致走向来看，文中提出的“整肃”“自己”（即进步文艺界）的队伍，才是他所谓的“战略要求”。反观《天堂的地板》上绿原的《口号》只是为配合“反饥饿、反内战”而作，和“整肃”无关；方然的《释“拨粪运动”》批评了胡适、沈从文、赵清阁、吴祖光、陈敬容、李白凤、蒂克、丰村等等，政治倾向上左中右都有，打击面太过分散。其他大部分作品也都不符合胡风制订的大方向，这显然是作者们被讥为“乌合之众”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胡风说这些青年作者们“脱不了一种恃才的文学青年的气氛”，吴永平文中除方然、绿原以外，还举了罗洛、舒芜为例，认为他们批评李健吾、唐弢、郭沫若、臧克家十分过火，就是“才子气”的表现，这也难以令人信服。如果说方然的文章中还“酷评”了很多人，绿原的《口号》中并没批判任何具体的作家，为什么也被归为“恃才”者呢？阿垅在1947年9月17日出版的《泥土》第4辑上发表《从“飞碟”说到姚雪垠的歇死的里》，将姚雪垠比作“一条毒蛇，一只骚狐，加一只癞皮狗”，为何也没有被归为“恃才”者？
其实胡风在此之前也批评过绿原、方然，而且和“才子气”有关。
先看绿原。现存《胡风全集》中上世纪40年代胡风给绿原之信多有删节，故无法看到当时胡风对绿原的完全评价，反倒可从绿原自己回忆胡风的文章中看到一点胡风对他的批评：
经过1944年的那段政治风波，我丧失了复旦大学的学籍，心情十分颓丧，在给胡风的一些书信中，曾经流露过一些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伤感情绪……在写作方面，我当时脱去了《童话》时期的天真和明朗，一度热衷于一些雕琢而又朦胧的意象；胡风也是几次来信，叮嘱我注意保持情绪的自然状态，不要把它揉了又揉，揉到扭曲的程度，同时叫我警惕追求所谓“绮语”的倾向。[21]
绿原1944年离开复旦大学后那些雕琢而又朦胧的意象的诗歌未必能够完全保存下来，但仍能从他此时创作的一些篇章中看到令胡风不悦的东西。绿原到四川岳池县后，曾于1944年9月18日写了诗歌《忏悔》[22]，发表于《诗垦地》第6辑《白色花》。这首诗是诗人偶然读到一篇关于15世纪的强盗诗人魏龙（Francois Villion）的传奇以后所作，整首诗意旨隐晦，色彩阴郁而怪异，用语雕琢，很能显示作者的另一种才气，但肯定不符合七月派的文艺主张，它应该就是胡风所说的“扭曲”、“朦胧”的好例子。
再看方然。方然虽然早就在《七月》上发表过作品，但是胡风、路翎、舒芜等人对他都不太欣赏。1943年8月16日路翎致胡风信中云：“对于他的那首诗（告别什么一个朋友的）里的生活的态度，我们都嫌恶。”在下一封9月2日的信中路翎又谈道：“方然有着‘文章千古事’之类的观念，认识相当多的人，都保留着批评。好像是要傲然独行的。”路翎还告诉胡风，方然对胡风也有批评，认为胡风评诗是“感觉主义”[23]的。胡风则在11日回信说：“朱声（即方然）的感觉主义，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未必要的是理性主义么？我只见过一小时左右，满身儒者风度，有点吃不消。”[24]1944年7月方然为马哲民的大学书局主编《青年园地》月刊，向胡风、舒芜、路翎约过稿，也遭到了拒绝。
再翻看方然在《呼吸》及《天堂上的地板》中的作品如《论生存》、《死鱼的鳞——读〈困兽记〉两遍之后的若干印象》、《读〈色情的瘦马〉》、《文化风貌录》、《“主观”与真实》、《释“拨粪运动”》等等，确实和其他七月派成员不同。方然的文章，不同于胡风的义正辞严，也不同于阿垅的质拙与激情。虽然他在点出批评对象的缺陷时往往也辛辣异常，甚至可谓尖刻，但是他学养较高，能够旁征博引，文章比其他人写得更有纡徐婉转之态。胡风谓其人有“儒者风度”，路翎谓其“傲然”，和其文章的风格正好吻合。
从以上可以推导：无论绿原还是方然，都是有才华的，但是本就不为胡风所欣赏，一旦当绿原、方然凭着自己的才气，表现出某种“骄纵”、“轻敌”的心态，把斗争当作“顽皮”，最重要的是，他们“聊以快意”，达不到胡风的“战略要求”以及“战斗配合”目的的时候，就难免被胡风讥为“才子气”，这和他们的文章是否“酷评”无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军伍出身的阿垅身上也有才子气。据舒芜1944年4月25日写给路翎的信中记载，本月23日胡风曾到重庆市郊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看望舒芜时，两人谈及阿垅：
他（胡风）又说，恐怕守梅在文学上不能有所发展，因意志力太强，反而弄得不能吸收。而且，还有一个测验，即他做起旧诗来完完全全是旧式才子。我（即舒芜）想，这是可能的，但对大家也都可怕的。你看如何？[25]
阿垅的旧诗确实写得不错。1944年5月8日他结婚后，曾有三首绝句，可见其旧诗功底：
柳影人家夜掩门，逡巡桥岸几黄昏。
刘郎前度潘郎老，不是销魂是断魂。
春夜何如春梦长，已无诗句写心芳。
泪珠轻共槐花落，一样无声有素香。
踏遍西街十二桥，春城夜夜可怜宵。
半街急雨归来晚，带梦还听隔院箫。[26]
由此可以推断此时胡风对阿垅的看法：旧诗写得好，但是难以吸收别人意见，所以在（新）文学方面难有发展，胡风所言“恃才”，主要不是针对阿垅而言。[27]
五胡风对《呼吸》《天堂的地板》作者进行批评后，表面看起来确实有一种“聚中”的效果。《泥土》、《荒鸡小集》、《蚂蚁小集》上七月派青年作者们对姚雪垠、李广田、朱光潜、蒋天佐、袁水拍、茅盾等等的批判，以及对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同人的回击，大体都可算作“听将令”的结果。然而，这也不意味着七月派作者已经十分“团结”。
虽然胡风在批评《呼吸》、《天堂的地板》的作者时并未直接涉及舒芜，但是在1946年夏末秋初离开重庆后，舒芜就和胡风等人已经渐行渐远。1947年7月，舒芜曾造访时在南京的路翎，此后路翎给胡风的信中云：
管兄（即舒芜）已去，但却弄得我们有些神经过敏，即使是他一些不明显的话和动作，也要想到不相干的地方去。回此后，慌慌张张地恋爱，一面又大谈其工作，使我们很不满，所以一直到现在还谈论他。大约你对他谈过你信上说的被选中了之类的话罢，看他的语气，他却觉得这是你给他的一个新发现，帮助了他的“自给自足”的味道。那就是“我们被人依靠了，你看有多了不起”的味道。听起来，是有点战栗的，所以我就拼命地跟他“胡说”了一通，也希望一直“胡说”下去，不谈任何“问题”了。[28]
由此信可知，胡风曾讽刺舒芜被“选中”，而舒芜则有自得之态，路翎也对舒芜的这种心态表示不满。
舒芜到江苏学院，本是应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时同事黄淬伯所邀，到江苏学院后，曾被目为“黄派”。1947年的“反饥饿、反压迫”学潮中，江苏学院学生要将本校更名为“江苏大学”，并因此而酿成学潮。后江苏绥靖公署机关报上刊登消息认为此次学潮，有该院某系主任等四教授（按：此四人是指当时的中文系黄淬伯、英文系主任杨先焘以及管劲丞和舒芜）从中煽动，舒芜因此不得不仓皇离开。由此可以证明，舒芜在江苏学院虽然任教不足两个学期，但确实受黄淬伯等人器重，此或即是舒芜的所谓被“选中”。
然而这里的“选中”，更可能是另外一解。
1947年5月1日舒芜到北平后，在与女友陈沅芷订婚的茶会上结识了陈的同宿舍同学张明享（叶遥）。张明享为泥土社成员，此后向舒芜约稿，舒芜从此在《泥土》上不断发表文章（从第2辑开始，每辑都有），故他也为《泥土》编者所重（此时朱谷怀尚未接编该刊）——《泥土》第2辑的编后记就明确表示要“谢谢舒芜先生”。
《希望》停刊后，七月派成员们失去了最主要的发表阵地，这时舒芜受《泥土》编者推崇，无须借助胡风而能“自给自足”，于是表现出某种“自得”心态，这也许是“选中”的含义，也是胡风、路翎对其不满的主要原因。
无论如何，这时的舒芜已经和胡风、路翎有了相当的距离。舒芜《泥土》上发表的文章如《论五四精神》、《什么是人生战斗——理解路翎的关键》、《希望（杂文集）》、《虫鱼书（杂文）》、《求友与寻仇》、《论温情》、《还是老调子》、《空谈及其他》、《论“飘飘然”》、《中元节感言》、《再论求友与寻仇》、《白眼书》、《论谦卑》等文，虽然也大谈“战斗精神”，但是大都不针对文坛的具体对象，不符合“整肃”的要求，难怪胡风在1948年11月4日给冀汸的信中表示不满和遗憾：“平刊（即《泥土》）看到否？方兄（即舒芜）几则短文，实在不好。他这心情，如不能从底改变，那一种病弱的气味是很难脱掉的罢。但要改变，恐怕非把他拖到泥塘里打些滚不可。以他的逻辑力量，真正是可惜的事情。”[29]在胡风组织舒芜反击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同人时，舒芜虽然听命写了《论生活二元论》（发表于1948年12月31日“蚂蚁小集第5辑《迎着明天》），但是其间曾几次遭到胡风批评，多次退回令舒芜修改，谓该文“心情落【莫】”，“有些说法不能压倒对手”，最后甚至说：“大家心情都大变，《二元论》，也许用不着发表了。”[30]
不仅如此，舒芜还试图阻止胡风进一步的“战斗”，这使他与胡风之间的分歧更加明显。1948年1月17日舒芜给胡风信：“《泥土》来信，说五辑还要出，我回了一封信，大意是勿以文坛为对象，勿去对骂，只为了警惕老实人，有时不免要指出坛上的污秽，但切不可去‘斗个三百回合’云。” 1948年4月27日舒芜给胡风的信中不仅明确反对阿垅批评李广田等人，甚至要七月派成员们展开“自我检讨”：
《泥土》之类，气是旺盛的，可是不知怎样，总有令人觉得是坛上相争之处。我以为，梅兄近来的论文，如特别置重于李广田等，并且常有过分的愤愤，也不大好。或者是我不大熟悉这方面的事吧，总觉得今天重要的问题，并不在那里似的。昨天偶然看到《横眉小辑》（不知这是些什么人办的），曾想到，具体的批评是好的，可是还要展开，加深，提高，总之，还要有更强更丰富的思想性才好；那然后才不会被认为坛上相争。又，对于自己朋友们的东西，似乎今后最好也要展开检讨（这希望你能做一做）；这也许更有积极意义的。[31]
阿垅批评李广田等人，乃是出于胡风的“命令”。1947年8月31日胡风给阿垅的信中明示：“朱光潜、朱自清、李广田、穆木天的一本诗歌作法，艾青等，要看一看，把他们的问题找出来。他们是有了影响的。”[32]舒芜对此公然反对，暴露出两人之间深层的“异质性”。吴永平谓：“他（指舒芜）的美学趣味及社会交往与胡风有异。舒芜出生于书香门第，幼秉家学，稍长为新文化运动所吸引，举凡‘陈独秀、胡适的理论，鲁迅、周作人、茅盾、徐志摩、梁实秋、郭沫若、田汉、宗白华、叶圣陶、朱光潜、冰心、陈衡哲……的作译’皆其所好，其审美情趣不囿于一派之见。他自1942年起便在各大学任教，由助教而副教授而教授，交往者多是‘李广田’似的学者，唱酬者多为‘钱钟书’似的鸿儒，他对他们的喜好、情感及脾性洞若观火，对他们的苦闷、挣扎及追求感同身受。因而，他无法认同王元化等对钱钟书现实主义小说的排斥，也无法接受阿垅等对‘李广田们’的偏见。”[33]此论极为精辟。
其实，不仅舒芜，朱谷怀也反对阿垅对于李广田的批评，还曾经给阿垅和胡风都写信表达意见。胡风回复朱谷怀时虽然说阿垅的文章只应当作一个批评的讨论去处理，并未否定李广田整个人，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再写一篇全面论述李广田的文章，但是实际对朱谷怀也心怀不满。他在1948年4月12日给阿垅的信中提及此事：“看来是有些人觉得好像打了自己，有些人原来夹有别的东西，因而不舒服了起来。”[34]
朱谷怀曾于1943年夏和1944年秋两次进入昆明西南联大就读，而李广田其间正在联大教书，和校内的学生文艺社团交往颇密。虽然现在尚无材料证明朱谷怀等人和李广田有过直接接触，但李广田可谓他们的师辈，朱谷怀对李并无恶感，这是可以确定的。如果说胡风信中“有些人觉得好像打了自己”是指舒芜而言，那么“有些人原来夹有别的东西，因而不舒服起来”，应即指朱谷怀。
除了舒芜、朱谷怀外，《希望》存在及停刊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种种原因，还有很多七月派成员并不一定完全认同胡风的做法，也未必都能得到胡风首肯。譬如吕荧，胡风对其“炫学”之风大为不满。1944年10月9日，胡风致舒芜的信中曾道：
吕荧花三个月写的大论文，看过之后，不能用。别人看了一定惊佩之至，但其实，似是而非，是非参杂，炫学之气可掬，艺术牧师之气可掬，你看这如何是好！官气固然要不得，牧师气又怎么要的？能以其人气相见者，就这么难么？
然而吕荧却是一个始终不渝的“胡风派”。1955年正当全国轰轰烈烈地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吕荧却胆敢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公开为胡风辩护，称“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确实表现出极大的勇气与对胡风的忠诚。
再如贾植芳，虽然和胡风思想相近，关系密切，但在1948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刊载批评胡风的一系列文章后，他并不同意胡风与该刊同人激烈相向，因为他已经看出那些文章“火药味很浓”，绝非个别人所为。他劝胡风对之“要冷静对待，不可感情用事”。胡风写出回应批评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之后给贾植芳看原稿时，贾又劝他“用语应该婉转些，用商榷的态度讨论理论问题，所谓‘就事论事’”。[35]
又如原来诗垦地社的领袖之一邹荻帆，和胡风相交甚繁，然而1948年底至1949年初胡风离开上海赴东北解放区转道香港期间，曾和邹荻帆数次会面，谈话时连文艺问题都未涉及。对于个中原因邹荻帆曾道：“我在那时也因胡风曾出我的诗集，发表过我的诗稿，当然也认为受到他的‘影响’，而在小范围进行‘思想帮助’，当然我也不愿意谈这些问题，因而只能谈谈一些友人的情况。”[36]到新中国成立后，两人的关系已经相当淡漠——胡风1950年1月18日给绿原的信中则讽刺说：“邹诗人就住在这里。第一（指胡风长诗《时间开始了》的第一乐篇《欢乐颂》）发表后，没有来过一次。大概已成宠儿了。”[37]
这些人无论和胡风的裂痕有多深，后来往往也被归入七月派，到胡风集团平反之后即使不能扬眉吐气，至少也可平淡度日，只有舒芜因为“背友”而不断受到拷问。这当然也毫不奇怪，因为国人一向讲求的是“道德文章”，伦理底线自然是触碰不得的。然而，让道德评价取代学术研究，或者让学术研究停留在道德评价的水平，也可以算是学术的悲哀了。
[1][3]《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第327、329页。
[2][4][6][12][13][14[15][16][17][24][32][37]《胡风全集》第9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第482—483、189、236、192、425、578、200、11、12、214—215、10、367页。
[5][7]《胡风致舒芜书信全编（上）》，《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1期。
[8]全书共323页，但仅仅是为批判而写的《序》和《绪论》就有180页，占全书的一多半。
[9]何剑熏：《中国文学史（一）·自序》，寒流社1948年4月印行，第9—10页。
[10]见《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3期。
[11]见《粤海风》2011年第1期。
[18]阿垅：《奇文共赏录》，“荒鸡文艺丛书之一”《天堂的地板》，重庆自生书店1947年8月发行。
[19]吴永平：《几近被忘却的“荒鸡文艺丛书之一：天堂的地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6期。
[20]《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72页。
[21]《胡风和我》，《我与胡风（下）》，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2版，第565页。
[22]这首诗后来被改作并收入1951年泥土社初版《集合》中，题目也变成了《不是忏悔》，这正好显示了作者对自己原来思想情感的否定。
[23][28]参看《致胡风书信全编》，大象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第69—70、153页。
[25]《路翎书信集》，漓江出版社1989年2月出版，第32页。
[26]转引自1944年5月9日舒芜致胡风信，《舒芜致胡风书信全编》，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5月版，第25页。
[27]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在《呼吸》作者中，舒芜作为一个旧式书香门第出身者，惯写旧诗，“儒者”气息更浓，路翎、余明英夫妇对舒芜的一个正式评价就是“旧知识人”。但也许是因为舒芜自己对此比较警惕，且当时他还颇为胡风所看重，所以胡风虽然此前对他有所针砭，但这里并没有直接批评。
[29]参看《胡风全集》第9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第124页。该书注释认为方兄疑指“方然”，不确。
[30]参看1948年11月4日、17日胡风致舒芜信，《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
[31]《舒芜致胡风书信全编》，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5月版，第204—205页。
[33]吴永平：《1948年，胡风拒纳舒芜诤言》，《博览群书》2010年第2期。
[34]《胡风全集》第9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第28页。
[35]贾植芳：《我和胡风同志相濡以沫的情谊》，晓风主编《我与胡风（增补本）》（上），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2版，第180页。
[36]《我与胡风（上）》，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2版，第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