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川抗战后的23集团军第50军144师，是刘湘集团的骨干队伍。“皖南事变”中，该师奉命参与对新四军的围堵，因为作战不利，防线被新四军突破，使顾祝同、上官云相“围歼”新四军的美梦成空，时任师长唐明昭被扣押，准备严办。

后来因为唐明昭是战区副司令长官兼23集团军司令唐式遵的侄儿，网开一面，只是撤职了事。唐明昭心理素质不过硬，为此很受刺激，竟然导致精神错乱，回四川老家了。

这时盯着144师师长位置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顾祝同，他想往川军里“掺沙子”，任命“自己人”少将高参柏良为师长；另一个是144师430团团长张昌德，别看他只是一个团长，此人活动能力极强，在军官中结成“袍哥”关系，又舍得花钱，用钱财笼络上下。又加上他姑父是148师师长潘佐，在50军内有一定影响力，连战区长官部也有不少人知道他。

柏良为师长的任命发出后，张昌德当师长的愿望落空，就联络另外两个团长及其他军官，抗拒命令，柏良拿着师长的任命书，却不能上任。

顾祝同先是派吴公侠去劝解，张团长油盐不进，集团军司令“唐二瘟”唐式遵、50军军长范子英也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这个混球，怎么说也不听，顾长官，我们也没得办法呦！

背后却偷着乐，看老顾的笑话。

不仅如此，为了让老顾知道“锅儿是铁铸的”，张昌德竟然策划在太平县铜山岭伏击准备去上任的“柏师长”，吓得柏良又跑回长官部，说什么也不去了。

要不说顾长官真有涵养，他耐着性子，又派自己的副官杨义华前去“勾兑”，让张昌德怎么也得“给长官部一点面子”嘛。

在杨副官的说和下，张昌德与柏良在云岭见了一面。

柏良：不是兄弟非要当这个师长，实在是迫于命令……

张昌德：也不是兄弟故意为难啊，下面弟兄压不住啊，都说中央军要吃掉我们川军……

柏良：……（心中一万个那个啥在奔腾）。

张昌德：只要不到职指挥军队，其他都好商量……

张昌德：你看这样行不，每月奉送饷银二百四十元，另外一次性拨给你一个营一月的饷银……

也就是说不用你来“上班”了，但有钱拿。

柏良还能说什么呢？拿着钱“享清福”去了。

饶是顾长官涵养再好，也忍不了了。

他下决心解决掉这支队伍。

顾祝同的如意算盘是，调144师到石埭去“整编”，然后取消144师番号 ，把部队官兵打散，化整为零，补充到各个部队去。

此时144师实际已掌握在张昌德手里，顾祝同的“整编”计划被他通过长官部的密友提前获知。

张昌德也拨拉了一下自己的“小算盘”：周围都是川籍部队，应该不好意思向他下手，再说即使派个把师来，他也完全能够对付。

这个倒也不是托大，张昌德在出川抗战时就是团长了，并且他这个团在对日作战中一直有着不错的表现。

于是张昌德就将顾祝同准备取消144师番号的计划告知全体官兵，一片哗然，群情激愤，一致表示拒绝接受命令。张昌德调整部署，命令部队修筑工事，摆出一副敢来就跟你玩命的架势。

顾祝同看到来暗的不行了，那就明着来。他命令23集团军司令唐式遵调部队以武力解决144师。

虽说同为川军部队，张昌德是郭勋祺这条线上的，和唐式遵不是那么对付，唐也想借此捞点油水。

“唐二瘟”也不瘟了，竟然调了九个师围攻144师，爆发了抗战期间唯一一次川军内讧战。

结果可想而知，在与52师刘秉哲部发生激烈对战后，张昌德败退到新四军根据地铜陵三条冲一带，人困马乏，非常凄惨。

新四军想争取这支队伍，派人来同张昌德联络，并送来米面肉食，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张昌德当然不会投向新四军，受不了那个纪律，也受不了那个穷。

这时顾祝同的副官杨义华又来电联络了，张昌德怒气冲冲地告诉杨义华，“唐二瘟”欺人太甚，逼着我上“梁山”，刚才新四军的人已经联系过我了，你们看着办吧。

顾祝同听说后立即让杨义华转告张昌德说：“你若投靠日本人，将来还有立功赎罪的机会；若是投了新四军，就是民族的罪人，死也不得翻身！”

有人认为这是顾祝同暗示张投日本人当汉奸，对此笔者并不赞同。只能说顾是两权其害取其轻，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闹大了，无论投日还是投共，作为战区最高长官，他都是脱不了干系的，但投日的后果要轻得多。

张昌德“毅然”率部投向了日本。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张昌德惶惶不可终日，派人去向大汉奸陈公博“问计”，陈叹了口气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哪里还管得了你。”

张昌德又施展金钱攻势，上下活动，不仅使自己的部队又变成了堂堂的“国军”，自己也成了少将“参议”，又抖起来了，还挂着少将军衔，“荣归”故里。

做人要低调，尤其是当过汉奸的。

先前，张昌德在成都有所房子，被军校的学生住了，张昌德摆出少将的官威，要将学生们驱赶出去，因而发生纠纷。

学生们翻出一份当初通缉他的官方文告，然后联名电呈国民政府，要求对张昌德以汉奸治罪。

张昌德当伪军时手下有个师长叫李志千，已经以汉奸罪被枪毙，李志千的老婆在南京大吵大闹，李志千是师长，张昌德是军长，为什么杀李而赏张？

人家质疑的有道理啊。

终于，委员长坐不住了，打了打自己的“小算盘”，觉得留着这货也没多大价值了，于是下令将张昌德逮捕。

张昌德的二妾张瑞林在他被捕后，四处奔走，上下打点，有钱能使磨推鬼（没写错，就是磨推鬼），张的案子又缓了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没人接手查办，有了缓解宽释的兆头。

当时在军法局有个叫程邻芳的是南陵人，张昌德当汉奸期间把南陵祸害的不轻，于是就把张案有宽释可能的消息透露给安徽南陵县相关方面，南陵各界人士联名呈诉张昌德的汉奸罪行，强烈要求惩处。

军法局迫于压力，只好开庭提审。

张昌德在庭审中，透露了投降日本是受顾祝同“暗示”一节，令顾恼羞成怒，反而加速了处死张昌德的进程。

1947年5月，张昌德在南京被执行死刑。

纵观整个事件始末，别的没有看到，只有一个大大的“私”字，遮天蔽地。参与其间者，无论是张昌德、唐式遵，还是顾祝同、柏良，无一不是“私”字当头，什么国家名器，什么军纪国法，都只是谋取私利的工具而已。

在以后的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无论是在东北还是华东，中原还是中南，“败不相救”几乎成了这些身着呢制军服、将星夺目的将领们通行的“价值观”。偶尔如流星划过天际一般出现的几个骨鲠耿介之士，频却遭嘲笑和戏弄。

他们像那些北洋军阀时期的老祖宗们一样，视兵为自己的命根子，成天盘算着如何消耗别人，壮大自己。

国都没了，兵有个鸟用！

此谓私利淆乱公理。

大敌当前，兄弟两个搞“摩擦”，宁投敌不投共，这是内斗重于国争。

内事外事靡乱至此，怎么能不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