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政：在刚柔之间寻找人性的刻度 （2025年4月27日） 苏轼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以春秋笔法勾勒出一幅理想社会的图景。这位二十岁的青年进士，在科举考场上挥毫泼墨时或许不曾想到，他笔下"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的仁政理念，会在千年后依然叩击着现代人的心扉。当我们重读这篇雄文，看到的不仅是北宋士大夫的治国理想，更是一个关于人性与制度的永恒命题。 一、法度之外的人性温度 苏轼开篇即言"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将仁政的源头溯至上古圣王。在礼法初建的远古时代，统治者不是以律令威慑万民，而是用"忠厚存心"的诚意构建社会契约。这种治理智慧在《尚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记载中得以印证，在《礼记》"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的仪式中得以升华。 北宋初年的《刑统》虽已形成严密法典，但苏轼敏锐地指出："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这让人想起商鞅变法时"徙木立信"的典故。当冰冷的律条遇到复杂的人性时，真正维系社会秩序的，是统治者对人性弱点的悲悯。就像包拯在开封府断案时，总要在惊堂木落下的刹那，为生命的脆弱留一道缝隙。 二、权力枷锁中的道德觉醒 苏轼笔下的"君子长者之道"并非虚无的道德说教。他列举"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的具体策略，展现出对权力本质的深刻洞察。在宋仁宗庆历年间的"范仲淹新政"中，我们看到这种理念的实践：削减冗官的同时设置"祠禄"供养士人，整治军备却保留老弱士卒的口粮。这种充满人情味的改革，恰是苏轼思想的现实投影。 当王安石高举"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的变法旗帜时，苏轼却选择站在保守派阵营。这种看似矛盾的选择，实则源自他对激进改革可能摧毁社会温情的隐忧。就像他在杭州疏浚西湖时，坚持保留湖中菱藕，既治水患又保民生，在变革中守护着人间烟火。 三、现代法治的温情重构 穿越时空的迷雾，苏轼的仁政思想在当代获得了新的诠释。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曾说："法律应当像母亲的眼睛一样温柔。"这与苏轼"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的理想不谋而合。在"昆山反杀案""于欢案"等引发全民讨论的司法事件中，我们看到了现代法治对传统仁政思想的呼应。 日本刑法学家西原春夫提出"刑法的根基在于对人性弱点的同情"，这与苏轼"罪疑惟轻"的观点形成跨越时空的共鸣。当新加坡推行"鞭刑"引发争议时，我们更需思考：严刑峻法是否能带来真正的社会和谐？或许答案就在苏轼"立法严而行法恕"的辩证思维中。 站在人工智能与基因编辑重构人类文明的新纪元，重读《刑赏忠厚之至论》愈发显得珍贵。苏轼用他特有的东方智慧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进步，制度如何完善，对人性的尊重与悲悯始终是文明社会的基石。当我们用算法编织法律之网时，是否还能为"情有可原"保留一席之地？这或许就是这篇千年雄文留给现代人最深刻的叩问。 ——附录原文：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 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兹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谨刑也。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圯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 可以赏，可以无赏，党之过乎仁；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