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的一个傍晚，一群穿着杂乱、手里攥着步枪的青年，悄悄靠近北平西城功德林监狱。 他们不是劫财的土匪，也不是日军的伪装者，而是为救人来的。 他们知道，监狱里关着几十个政治犯，过不了几天，这些人就可能在撤退前被悄悄枪决。 他们没时间等命令，更没机会等援军，唯一的办法，就是今晚干一票大的。 这伙人自称“国民抗日军”，头头是纪亭榭、高鹏和赵同，都是干过地下工作的老手。 他们手下也不过二十几号人，混着几名老兵和共产党员，有汪之力、史进前这样在老区打过仗的，也有干过宣传、搞过交通的地下联络员。 枪是从国民党溃兵手里扒来的，子弹凑凑也就两百发，最值钱的是那几包炸药，是高鹏冒着风险从铁路工地偷出来的。 这群人一个月前就开始盯着这座监狱，地方偏，守的人少，是个下手的机会。 伪警察的岗楼里有两挺机枪，但他们查清了，晚上只有一挺有人守，电话线也能剪，关键是得快。 北平快守不住了，国民党军队准备往南撤，很多政治犯名单都上了“清除”计划。 地下党得到消息后，立刻传到平西根据地，上头没批作战计划，但也没阻止。这就是默许。 他们等了好几天，就等到这天晚上，日军忙着封锁东城，西城警戒松动。 他们分三路进攻，正门五人吸引火力，两边十几人负责剪线、炸门、砸锁。 第一枪是史进前打的，直接把岗楼上那个抽烟的伪警察撂倒，紧接着炸药一响，侧门洞开，十几人冲了进去。 监狱里乱了，警察有的跑，有的投降，他们没时间管这些，直奔监房，把月字号和洪字号的门一间间砸开。 李海涛就在第二排左数第三间，身上穿着条烂棉裤，一出来就喊：“老唐呢？”他找的是唐老寿，磁州暴动副领袖，一起被抓进来的。 两人见面抱了一下，转身就往外走，门口有人接应，拉着他们往外跑。 不到半小时，一千多人从监狱涌出来。没人喊口号，没人喊万岁，只有脚步声。外面有辆大卡车，是提前从煤厂借的，专门接政治犯往西走。 其余的人自散，他们也不拦，有人问：“真放他们走？”纪亭榭说：“今天不是审案子，能救多少救多少。” 他们一共抢出40多个政治犯，其他都是普通犯人，有偷的有抢的，也有冤的，没人管。 枪也缴了不少，步枪200多支，机枪四挺，还有弹药箱没来得及清点就塞上车。 电话线被剪断了，外面的警察半天才反应过来，等他们赶来，地上除了几具尸体，什么都没有了。 逃出去的人先送到门头沟，再往平西走。一部分加入了游击队，有的后来成了冀东抗日根据地的骨干。 李海涛就在之后参与了蓟县、昌平一带的多次战斗，唐老寿也带了几十人搞地方武装，几个月后，冀东暴动打响，这些人几乎都成了骨干。 这事很快传遍北平，有人说是共产党干的，有人说是假扮日军，其实日军根本没插手，他们还没完全接管西城。 报纸没敢登太多，就一句话：“功德林发生劫狱事件，政治犯被劫。”但私下议论不少，国民党内部有人怀疑是特科干的，也有人说是冀热边区支队。 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人跑了，还带走了一堆枪。 功德林监狱当时关着的，大多是国民党扫荡时抓的“思想分子”，李海涛是李大钊的侄子，身份特殊，早就盯上了。 唐老寿是在磁州带队打过县城的，抓他时还带着一本《共产党宣言》。 他们如果没被救出来，很可能就跟北平其他几百个“处理对象”一样，被拉到西山枪毙。 这次劫狱之后，国民党一度收紧了北平的监狱管理，把一些要犯转到草岚子监狱，那是专管政治犯的。 功德林则逐渐淡出，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成了战犯管理所。 几十年后，那个岗楼还在，在西城区新民胡同里，一座十米高的小塔，灰墙斑驳，没人注意。 直到2025年，北京把它列为抗战遗址，那才算有了名分，有人去看，说这地方不大，真想象不到当年居然冲进去救出一千多人。 事过去八十多年，很多人都没听过这事，课本里也不讲，电视也不拍，但它确实发生过，确实救了人，也确实让很多后来成为中共军政骨干的人活了下来。 他们那天带着命出来，也带着枪，之后打了很多仗，有些活到了解放，有些倒在路上，名字没留下来，但那晚的事，老北平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