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一名脚戴镣铐的女子被官府判处死刑，她因杀害外国传教士即将被斩首。临刑前，一名英国人给她拍下了这张照片，从镜头中可以看出这名女子很不服气。 在1895年的福建古田县，一个普通女人的名字几乎没能在历史中留下痕迹。她生在穷苦人家，日子过得紧巴巴，靠着种田、织布或者帮工维持生计。古田那会儿是个山多地少的地方，村民们守着几亩薄田，生活被高额的税赋和地租压得喘不过气。清朝末年，朝廷已经烂到根儿上了，地方官府贪污腐败，横征暴敛，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苦得像黄连。加上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了《南京条约》，福建沿海被强行打开，英国人、美国人带着他们的宗教和生意蜂拥而入。 这个女人，史料里没提她的名字，估计也就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顶多二十多岁，穿着粗布衣裳，脚上可能还裹着小脚。她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对洋人传教士又好奇又排斥。传教士们穿着怪模怪样的长袍，操着一口听不懂的话，建的教堂高大得像要压过村里的祠堂。有些传教士确实干了点好事，比如开医馆、办学堂，但更多人被老百姓看成是洋鬼子的爪牙。有的传教士仗着外国势力的后台，强租田地，欺压佃户，甚至偷偷贩卖鸦片。 斋会是1892年由一个叫刘祥兴的江西人创立的，这人靠修锅补碗为生，嘴皮子利索，号召力不小。斋会脱胎于白莲教，吃素念佛，宣扬“替天行道”，专门针对贪官污吏和洋人。三年时间，斋会拉拢了三千多穷苦人，女人也不少。她可能是在村里听人说起，觉得斋会的理念跟自己的苦日子对得上号，就入了伙。斋会的集会通常在夜里，偷偷摸摸地搞，成员们念《心经》、拜弥勒佛，商量着怎么抗税、怎么对付洋人。 1895年6月，斋会的头目刘祥兴和一个叫郑准的算命先生开了个会，决定要对洋教下手。郑准这人有点学问，号称“军师”，一肚子反洋的主意。他们挑中了华山上的传教士住所，那里住着英国传教士史荦伯一家和其他几个外国女人小孩，总共十五人。华山是个避暑的地方，洋人夏天喜欢去那儿躲热，房子盖得挺气派，跟村里的土屋一比，显得特别扎眼。 8月1日凌晨，200多个斋会成员摸黑上了华山。她也在其中，跟着大部队，估计手里攥着根棍子或者柴刀。队伍分成三拨：一拨冲进屋里砍人，一拨去仓库抢东西，剩下的人在外面摇旗喊口号。史荦伯一家还在睡梦中，根本没防备。两个英国小女孩最先被发现，她们在屋外玩耍，看到人来就吓得往屋里跑，但没跑几步就被棍棒打倒。接着，斋会的人砸开大门，冲进房间，见人就砍。史荦伯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就被黄嫩弟、林难民几个人围住，刀斧齐下，当场毙命。 杀完人，斋会的人开始抢东西。书、衣服、银器，能拿的都拿，拿不下的就一把火烧了。房子被泼上油，火苗蹿得老高，烧得木梁噼啪作响。整个行动持续了不到一个钟头，11个洋人死了，包括史荦伯、他的妻子和几个孩子，还有几个女传教士。剩下4人受了重伤，侥幸活下来。 这事闹得太大，英国人炸了锅。他们派了五艘军舰开到福州，摆出一副要开打的架势。英国领事满思礼亲自跑到古田，要求清政府严办凶手，还得让他在旁边“观审”。清政府吓得够呛，赶紧让古田县令抓人。斋会的人早就跑得七零八落，抓了近百个嫌疑人，很多人压根没参与，纯粹是凑数顶罪。她运气不好，被抓了，脚上锁了镣铐，关在县衙的牢里。审讯的时候，英国人盯着，官府也不敢马虎。最终，刘祥兴、郑准和24个人被判了死刑，她是其中之一。 行刑那天，估计是1895年11月。她被押到古田县城的刑场，脚镣在地上拖出刺耳的声响。一个英国人，可能是传教士威廉·班尼斯特，架好了相机，对着她拍了张照片。照片里的她眼神冷硬，嘴角紧抿，带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没多久，刽子手的刀落下来，她的命就没了。英国人拿这张照片回去，成了他们宣传“野蛮中国”的证据。 古田教案的余波在福建荡了好几年。清政府为了给英国人交差，下了死命令，勒令斋会成员必须“开荤从善”，也就是说得吃肉、散伙，不能再搞反洋教的勾当。地方官带着兵，把斋会的书、牌位砸了个稀巴烂，好些人当场杀了猪，证明自己改邪归正。有些死硬的斋会成员躲进山里，但也没翻出啥大浪。古田的教堂好几年没人敢去，洋传教士也不敢随便往乡下跑了。 英国人这边，杀了26个人，觉得出了气，也没再揪着赔偿的事不放。满思礼写了个报告，交回大使馆，案子就算结了。但这事在外国传教士圈子里炸了锅，他们把古田教案和1870年的天津教案摆一块儿，说中国老百姓野蛮得不行，得派更多兵保护传教士。古田教案的死者被葬在福州苍山，洋人还专门搞了个葬礼，领事、军官、传教士家属都去了，场面挺大。 古田的村民日子还是苦。教案之后，官府加紧收税，抓人抓得更狠，弄得民不聊生。斋会虽然散了，但反洋的情绪没散。到了1899年，义和团在北方闹起来，杀洋人、烧教堂，用的还是斋会那套“替天行道”的说法。古田教案就像个信号，告诉所有人，清政府已经管不住地方，洋人也保不住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