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如果易中天再重温一下自己当年说过的话，估计会尴尬得两个脚指抓地，而且能抓出五室一厅 2005年，易中天在《费城风云》中写下对美国宪法的评价，称其核心精神是“防官如防贼，防权如防火，防权力的滥用如防洪”。 这段充满文人浪漫主义的论断，曾被无数读者奉为圭臬，甚至成为中学历史考题的经典选项。 然而二十年过去，当美国政治的遮羞布被接连扯下，这套被神话的“防火墙”设计，却更像一场精心包装的乌托邦实验——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易中天笔下的美国宪法，是开国先贤们“深思熟虑的杰作”：三权分立如精密齿轮相互咬合，总统否决权、国会再否决、最高法院违宪审查构成“三道防火墙”，甚至议员兼职都要严防“以权谋私”。 但若他翻开2023年的新闻，恐怕会瞠目结舌——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以“叛乱条款”将特朗普踢出初选名单，4名法官支持、3人激烈反对，首席大法官痛斥“这是党争闹剧”。 所谓“司法独立”，早已沦为两党角力的工具。 更讽刺的是，被易中天盛赞的“防权设计”，现实中却成了权力扩张的漏洞。总统否决权被用了2574次，仅有111次被国会推翻。 特朗普任内一边用行政令绕过国会，一边高喊“让美国再次伟大”；拜登则忙着推翻前任政策，两党在医保、移民等问题上反复拉锯，政策连续性碎成一地。 参议院冗长辩论让少数党能以“拖字诀”瘫痪立法，所谓“民主效率”成了笑话。 易中天或许没想到，他笔下严防死守的“权力怪兽”，早被资本驯化成提线木偶。 2017年特朗普力推《减税与就业法案》，名义上“刺激经济”，实则给富豪开“逃生舱”：私募大佬人均减税41万美元，普通家庭仅获1200美元优惠。 苹果公司借“属地制”将90%专利收入藏在爱尔兰避税，美国国库年损千亿。 而最高法院在Amgen v. Sanofi案中，以“保护创新”为名延长药企垄断，一款降胆固醇药价格竟比加拿大贵一倍——研发经费78%来自纳税人，利润却全归资本。 司法系统对穷人更是“铁面无情”，轻罪案件中，付不起保释金的穷人直接被丢进监狱，富人可以花钱消灾；劳动者遭遇欠薪只能去雇主指定的仲裁机构申诉，胜诉率不足两成。 这些赤裸裸的“合法剥削”，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了黑色幽默。 当2021年国会山暴乱发生，抗议者扛着联邦旗帜冲击议会时，易中天推崇的“制度韧性”显得苍白无力。 暴乱后，民主党在20多个州发起诉讼试图封杀特朗普参选，共和党则威胁“退出科罗拉多州初选”。 两党支持者在社交媒体上互贴“叛国者”标签，政治光谱极化到水火不容。 连亨特·拜登的笔记本丑闻和特朗普的封口费案，都能被包装成“民主保卫战”——法治沦为党争的话术工具。 而当年制宪会议上让易中天惊叹的“伟大妥协”，如今成了政治僵尸。 2020年大选后，共和党在佐治亚州修改选举法，将送水给排队选民定为“犯罪”；民主党则推动“邮寄选票全民化”，被对手抨击为“舞弊温床”。 双方都举着宪法当盾牌，却把民主程序变成权力的角斗场。 回看《费城风云》，易中天漏掉了一个关键细节：宪法制定时，南方奴隶主以“五分之三妥协”将黑奴算作人口基数，既多拿国会席位，又避谈人权。 这种“选择性防权”的基因，至今仍在作祟——当资本需要扩张时，法律总能找到“创新保护”“经济自由”的借口；当穷人要求公平时，“程序正义”就成了挡箭牌。 更致命的是，宪法设计的制衡体系，默认参与者都是“道德完人”。 但现实中，大法官可以被总统提名、被游说集团渗透，国会席位能靠暗箱操作和选区划分锁定，总统能用“国家紧急状态”架空议会。当所有玩家都在规则边缘疯狂试探时，再精密的防火墙也会变成筛子。 易中天当年的误判，源于一种典型的文人想象：将复杂政治简化为“制度设计优劣”。 他或许不知道，美国市长请客超过人均10美元就算受贿的“清廉故事”，挡不住华尔街用政治献金买通整个国会；他盛赞的“三权分立”，也拦不住硅谷巨头用算法操控舆论。 今天再读《费城风云》，字里行间仿佛听见历史的一声叹息——再完美的制度，也敌不过人性的贪婪与权力的异化。 或许真正的教训在于：与其神话某套制度，不如警惕所有不受约束的权力。毕竟，能防住“官”的从不是纸面条文，而是公民永不松懈的监督与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