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李赤然少将恢复名誉，回南京军区索要工资，空军司令员不满：老家伙平反了还不满足，算什么待遇问题的账。
1982年，李赤然将军接到正式离休命令后，被安排居住在西安兰空干休所第四号住宅。
这一决定虽然在形式上符合正兵团级干部的安置标准，但实际情况却远不及制度所规定的应有待遇。
住宅面积仅为180平方米，比中央军委所定的270平方米少了整整90平方米。
住宅地处主干道旁，车辆喧嚣不绝，流动人口频繁出入。
住所周边卫生状况堪忧，垃圾随处可见，鼠蝇成患。
直到1992年，单位才补足了70平方米的住房面积。
该住房在修理过程中，兰空方面按每平方米240元的标准进行处理，而实际上根据兰州军区的相关规定，修缮费应达到每平方米600元。
这使得整个修缮预算未能达到应有水平的一半。
即便如此，李赤然将军并未因此而向上级提交申诉材料。
他在晚年所撰写的回忆文章中，对此事进行了记录，意在提醒有关部门。
李赤然将军从不因个人待遇问题表达不满。
当年授衔过程中，罗荣桓元帅起初将他列入中将评定范围，基于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即担任军级政委的资历。
然而，考虑到李赤然在新中国成立时仅任空四军第12师政委，职级有所下降，因此最终按少将授衔。
李赤然本人并未对军衔高低做出争取，而是主动请示降低军衔。
李赤然自1929年参军，1936年，担任红27军政委，而接替他职务的王平，后被授予上将衔。
1937年起，李赤然转入红军大学学习，随后任独立一师政委。
抗战爆发后，该部队数次改编，最终成为警备第五团，他则改任政委职务。
从红军军政委到抗战时期的团政委，职务下降明显。
战时的调动虽影响军衔评定，但李赤然始终担负着保卫党中央所在地的重任。
八路军留守兵团不仅要应对日军的渗透，还需面对国民党的“反共”攻势。
直至解放战争末期，他才重回较高岗位，出任西北野战军骑兵第六师政委，后升任军政委。
1962年，李赤然被任命为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党委常委。
1969年国庆，他率南京军区空军干部赴京，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
然而不久之后，他即被免去职务。
由于战时负伤加身体劳累，他被送往医院治疗。
空军高层曾派人前来劝其重返岗位，甚至愿意安排陆军大军区职务，他均婉拒。
1970年，李赤然接到调令，离开南京，前往西安定居。
此时，他已脱离了原先的工作岗位，只能在建国路雍村的一处老宅中居住。
这座年久失修的房屋墙体破旧，屋顶漏雨。
李赤然没有抱怨。
到了1971年，陕西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派人探望，才发现将军的居所破败至此。
原本打算将李赤然迁往青年路止园原杨虎城旧居，但因李赤然坚持不肯搬迁，革委会只得安排人力物力对其住所进行加固维修。
尽管生活清苦，不少昔日战友仍然记挂着他。
李瑞山不仅为他安排了电话联络，还专门派配伏尔加轿车供其使用。
白占玉，曾与李赤然共过土地革命烽火的老友，指派人员为他安装暖气，修缮围墙，并特批煤炭供应。
贺秉章从北京送来粮油肉蛋。
这些深情厚谊，李赤然始终铭记于心。
后来，他在撰写回忆录时，专门列出一长串帮助过他的同志名单。
李赤然还始终惦念着那些处境更艰难的老战友。
陕北红军时期的同志、刘志丹之妻同桂荣来信反映生活困难，李赤然便尽力支援，常常亲自送去物品。
1979年，李赤然的问题终于得到彻底解决。
他亲赴南京军区，取回个人物品并办理相关待遇事宜。
尽管已正式离休，他依旧活跃在各项社会工作中。
1986年，他倡议并参与成立了西安市关心下一代协会，出任副会长，同时兼任革命传统报告团团长。
1988年，国家授予他“一级红星勋章”。
晚年，李赤然还坚持撰写回忆录，但书中极少涉及个人荣誉，更多篇幅则记述了无数战友的事迹，连喂马的马夫也被他认真提及。
他在回忆录中提到，谢子长是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而刘志丹则赢得他的由衷敬佩。
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在革命征途中英勇牺牲，李赤然将他们的事迹深埋心底。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在授衔时曾特别考虑到陕北红军的重要历史地位。
阎红彦等人即便转向地方工作，依旧被授予高等军衔。
参考文献：[1]陕西航空联谊会召开了理事会[J].航空史研究,1996(4):4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