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一位地主买了50支手枪和2000斤炸药，支持儿子革命，结果却惨遭灭门，22年后，儿子携大军归来却不敢进门，为什么？
“窝藏共党，满门抄斩！”陈大麻子的枪口抵着刘宗汉的太阳穴。60岁的老地主突然笑了：“我儿振国早说了，你们这些喝人血的，蹦跶不了几天”。
冲天大火中，刘宗汉被吊在村口老槐树上。绳子勒进脖子时，他盯着远处的山峦，那里藏着儿子的游击队。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他用尽浑身力气大喊出：“振国！别回头！接着给穷人打天下！”
咸宁官埠桥镇的刘家大院里传来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响声。53岁的地主刘宗汉盯着账房先生算出的数字，卖三顷良田、两套宅院，刚好能换50支枪和2000斤炸药。
老管家刘福跪在地上抱住他的腿：“老爷，这是祖上三代攒下的家业啊！”刘宗汉敲了敲手里的旱烟袋，眼里泛起精光：“钱可以再挣，但是振国是给穷人打天下，我该支持他！”
刘宗汉并非传统守旧的地主。早年在汉口开布行时，他见过工人被洋商鞭打的场景，也读过《新青年》上李大钊的文章。
1926年北伐军路过咸宁，17岁的儿子刘振国跟着农会打土豪、分田地，回来时口袋里装着一本油印的《共产党宣言》。
“爹，您看这地契上的‘刘’字，是多少长工的血泡出来的？”刘振国指着墙上的田契。月光下，父亲抽了一宿旱烟，最后把烟袋锅往青石上一磕：“明早去县城找当铺。”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鄂南陷入白色恐怖。但刘宗汉托关系从汉口英租界买到了军火，50支枪裹在绸缎里，2000斤炸药藏在盐筐中，由刘振国带着12名农会骨干连夜转运。
离别时，刘宗汉往儿子怀里塞了块银圆：“要是爹遭了难，别回头，共产党替穷人说话，就得跟着走到底。”谁也没想到，这竟是父子最后一面。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分共”，鄂南反动民团开始“清乡”。保长陈大麻子带着20多个团丁冲进刘家大院，刘宗汉及其家眷全部被抓。
妻子李淑贞被刺刀捅死在井台边，15岁的女儿秀秀被扔进燃烧的柴房，连70岁的老管家刘福，也因为替少东家说了句好话，被砍断手掌。
鲜血浸透了刘家祖坟前的土地，而这片地，正是三个月前刘宗汉为买枪卖掉的“活水田”。
当刘振国跟着红军踏上长征路时，他的枪套上还刻着父亲名字的缩写“LZH”。
漫漫长征中，他从通讯员升为连长，抗日战争时期在平型关战役中率部夜袭日军弹药库，解放战争时作为师长解放郑州，腰间始终别着那支磨得发亮的枪。
1937年，刘振国在延安收到一封匿名信，里面夹着半片烧糊的地契，那是老家的乡亲冒死保存的。信上只有八个字：“刘家满门，唯你尚存。”
他躲在窑洞角落哭了整夜，第二天却在作战会议上拍案而起：“不打垮反动派，对不起槐树上的爹！”
1949年，作为第四野战军某军军长的刘振国，奉命率部解放鄂南。当部队路过咸宁时，警卫员发现军长的军用地图上，官埠桥镇被红笔圈了又圈，旁边写着一行小字：“老槐树，井台，祖坟。”
4月，刘振国的坐骑在老槐树下突然驻足，他看到碗口粗的树干上，三道深深的鞭痕呈“人”字形排列，树皮剥落处，暗红的痕迹历经22年风雨仍未褪尽。
老宅只剩半截风火墙，门楣上“耕读传家”的匾额裂成两半。刘振国踩着碎瓦走进院子，青砖缝里钻出的野蒿蹭过他的马靴，恍惚间，他看见母亲在井边淘米，妹妹蹲在地上玩泥巴，父亲坐在石磨上擦旱烟袋。
“首长，这是从地基里挖出来的。”警卫员捧来一个铁盒，里面是半枚烧焦的银圆，和一张模糊的字条，上面是母亲的字迹：“振国，莫念家，替娘多杀鬼子。”
副官准备派人打扫废墟，刘振国却摆手制止。他走到老槐树下，缓缓摘下军帽，帽檐上的八一红星，在阳光下格外刺眼。标准的军礼持续了三分钟，直到身后的警卫员们全都红了眼眶。
“不用修了。”他抚摸着槐树的疤痕，“这些断墙，比纪念碑更能告诉后人，革命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