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黄令仪收到通知：停止集成电路和芯片的研发，她冲进办公室大喊：＂不能停

1984年，黄令仪收到通知：停止集成电路和芯片的研发，她冲进办公室大喊：＂不能停，我们会被卡脖子的。＂可对方大手一挥：没钱，黄令仪转身蹲地失声痛哭，谁也没想到，多年后她却成了美国都惧怕的人物。 一个研究室的门口，摔上了锁，黄令仪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叠芯片图纸，脚下是刚扫过雪的地砖。 天很冷，风刮得人脸生疼。她在原地站了很久，没进去，也没走。 楼上窗户里有人说话：“领导通知下来了，项目停了，经费批不下来。”一句话，像钉子一样钉在心口。 研究室关门的那一天，不是任务失败，而是没人再给钱。 她没有回家，而是跑去找主管，拍着桌子喊：“不能停，我们会被卡脖子的！”对面的人低头翻文件，只回一句：“没钱。” 她盯了几秒，眼圈红了，没再说话，转头离开，走廊尽头，她蹲下了，哭了。 那个项目，不是什么秘密工程，也没什么响亮名号，做的是集成电路，那时候，这仿佛是没有尽头的死胡同，没人看好，没人愿投钱。 她不服气，把原研究室的几个人召回来，在旧宿舍的车库里，重新搭了一间“实验室”。 桌子是废弃课桌拼的，工具是自己做的，电源线都是从楼上宿舍窗户里拉的。 有次测电压烧坏一块板，实验室里一阵焦味，黄令仪站在烟里发愣，半天不说话，板子是国外进口的，烧掉一块，要花一个月工资才能补。 有人劝她换个方向，搞搞应用，做点赚钱的项目，“你看XX大学都去搞软件外包了。” 她没听，依旧天天拎个饭盒来，一放就是一天。 1989年，她去了趟美国，参加拉斯维加斯的国际芯片展，中国展区空着，没人参展，只有“长城公司”的几个人，挂着参观证，站在人群外头看。 她站在台阶下，看着那些展位上，排列整齐的芯片模型和演示设备，转了一圈，红着眼记下一句话：“琳琅满目非国货，泪眼涟涟。” 那一夜，她在宾馆房间里一口气，写了两千字的笔记，最后一页写着：“不造芯片，我们就是被人卡着脖子活。” 1990年代，中国加大技术引进，Intel芯片大量进入，她更着急了，提出自主研发CPU架构时，周围一片冷场，没人反对，也没人支持。 有个年轻人悄悄说：“做不出来的。没人能做。” 她没有回应，第二天把一份70多页的芯片逻辑图，塞进了项目办公室，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手绘的线路图。 当时的国家经费，只能维持极少项目。她再次被排除在外。 她开始自掏腰包，每月工资分成两半：一半用于家里，一半买芯片材料。 到了冬天，穿着旧棉袄，在实验室里一蹲一整天，午饭吃速冻饺子，电磁炉煮三分钟，吃一半留一半。 2001年，机会来了，中科院计算所启动“龙芯”项目。 项目初期经费只有100万元，十几个年轻人，挤在一间不到三十平米的实验室里。 他们需要一位“懂架构、会电路、能带人”的老兵。 她66岁。有人说：“她太老了，身体不行。” 有人说：“她经历太多了，怕出问题。” 但那一天下午，她拎着一个灰色帆布包出现在会议室，打开包，里面是她过去五年画的所有草图和研究记录。 她只说了一句话：“龙芯，如果要做，就别怕被打死。” 起初没人服她，每天早晨六点到实验室，晚上十一点走，手里一只红笔，桌上写满批注。 年轻人骂她“太苛刻”“太轴”，她却天天泡在代码和电路图里。 最关键的一次争论，是关于指令集的选择，团队有人倾向x86架构，认为兼容性好，她一句话掀了桌子： “你选x86，就一辈子被人卡着！我们没有授权，连启动都得靠它。你敢赌国家安全吗？” 最后拍板用MIPS，虽然当时没人看好，但架构简单，绕过专利封锁，成了唯一出路。 2002年，龙芯1号成功流片，从逻辑设计到物理版图，全是自己人做的。 发布会那天，她站在台下，看着投影幕布上的芯片图像，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三个月后，她的芯片被装进高铁系统、北斗导航、能源调度平台，没广告，也没宣传，连名字都没几个人知道。 她没因此享清福，每一代龙芯升级，她都参与。 到了龙芯3号，已经70多岁，做完癌症手术的第二天，她拄着拐杖回到实验室，医生说需要卧床休养，她摇头说：“芯片等不了我，我也不能耽误芯片。” 她一次次拦下“引进更便宜方案”的建议，一次次修改版图细节，一次次带着年轻人通宵测试。 有人统计，她生前参与的核心逻辑设计多达数千条，几乎没有一项是拿来主义。 晚年生活极其简朴，穿的是旧军装，吃的是食堂饭。 冬天没电暖气，就靠一台老旧取暖器取暖。 芯片项目获得国家奖励，她把奖金一分不留地打入研发基金。 邻居说她“怪”，每天清晨五点推门出走，晚上十点才回，门口放着坏掉的示波器、旧示意图，还有一张折痕累累的电路草图。 她自己却说：“科研不是为生活添彩，是为了不让生活塌陷。” 2023年，黄令仪去世。 没有追悼大会，没有纪念专刊，留下一句话，钉在团队办公室墙上：“真正的尊严，不是你能站起来，而是没人能再让你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