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一个刑场上，就在执行枪决的最后刻，一名女孩突然冲入现场，对着即将被处决的男子大声哭喊，殊不知，正是这个举动，改写了眼前的局势。 1952年深秋的长沙，刑场上弥漫着肃杀之气，镇反运动席卷全国，空气中仿佛凝结着无形的紧张，洪宗扬，一个年过四旬的男子，双手被反绑，灰布褂子上沾满泥点，静静地站在乱葬岗的雾气中。 法警的枪栓拉得咔咔响，洪宗扬眯眼看着天上盘旋的乌鸦。这鸟他熟——1934年湘赣边界的深山里，八岁的谭木兰蜷缩在冬茅窝里，头顶也飞着这么一群黑压压的食腐鸟。那时候他是国民党铲共队长，本该把共产党高官的女儿就地正法，可小丫头冻得发紫的嘴唇让他想起老家饿死的妹妹。他脱下军大衣裹住谭木兰时，副官嘀咕“小心上峰砍你脑袋”，他甩手就是一马鞭：“老子砍人还用你教？” 二十年过去，谭木兰冲开警戒线的模样比她亲爹谭余保带兵突围还猛。小姑娘褐色旗袍的盘扣崩飞两颗，发髻散得跟蒲公英似的，扑上来死死箍住他脖子：“他救过三百多个红小鬼！给八路军送过二十车药品！”法警的枪管顶住她太阳穴，抖得像风里的芦苇秆——省副主席千金和死刑犯抱作一团，这画面比戏班子演的《白毛女》还荒诞。 谭余保赶来时靴子都跑掉一只。老头抡圆了胳膊要扇闺女耳光，手举到半空却拐了弯，狠狠拍自己大腿上：“周总理电话！周总理电话！”原来谭木兰早把洪宗扬的黄埔二期学员证章缝在内衣里，那枚铜章上“周恩来监制”五个字，硬是把行刑队钉在原地三小时。北京来的特急电报带着冰碴子：“留着活口，我要看他在渣滓洞签的悔过书。” 这场闹剧扒开了镇反运动的里子。当年全国抓了18万反革命，光昌潍地区就毙了3945人，可洪宗扬这样的“双面人”最难处置——他给国民党卖过命，也给共产党送过药；既在渣滓洞签过自白书，又在棋盘山救过谭余保。刑场边的老文书抽着旱烟嘀咕：“这要按政策，该算他功过相抵还是罪加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