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越南副主席黄文欢经巴基斯坦逃到中国，儿子后来成副部级，1989年带母亲、儿子来华与父亲团聚。 1979年，越南政坛风云突变，一位重量级人物悄然“失踪”。他就是黄文欢，曾经的越南国会副主席，胡志明的亲密战友。借道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他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逃亡，最终落脚中国。而这只是故事的开始——十年后，他的儿子黄日新已成越南副部级高官，带着母亲和儿子来华团聚。 黄文欢，1905年出生在越南义安省一个穷苦却有点文化的家庭。小时候，他就亲眼见到法国殖民者压榨老百姓，民族意识慢慢扎根。1924年，19岁的他投身反殖民运动，1926年跑到中国广州，参加胡志明办的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那会儿，他跟胡志明结下深厚友谊，也彻底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训练完回国，他干劲十足，秘密搞宣传。1928年被派到泰国，在曼谷的越南社区里发传单、拉队伍。1930年加入暹罗共产党，1934年还混到中央临时委员会，组织能力很强。1936年，他又跑到中国南京，帮着建越南独立运动联盟，拉拢流亡的革命者。1941年在广西龙州协助建越盟办事处，跟范文同、武元甲这些大佬一起筹备抗法武装。 1945年八月革命，他跑前跑后，组织群众集会，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出力不少。建国后，他当了首任驻华大使（1950-1957年），在北京那七年，他忙着促成中越合作，尤其在抗法战争中出力不小。1958年，他升任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地位挺高。那时候，中越关系还算蜜月期，他对中国的感情也很深。 可惜好景不长。1969年胡志明去世，越南政局开始变天。黎笋上台后，政策大转向，亲苏联、疏远中国，中越关系急剧恶化。黄文欢一直主张中越友好，这让他跟新领导层格格不入。1979年，越南对亲华派打压加剧，他的处境越来越危险。政治生命岌岌可危不说，连人身安全都成问题。 他不是没想过硬扛，但现实太残酷。黎笋政权铁了心走反华路线，黄文欢这种“老派”人物完全没立足之地。他明白，留下来不是坐牢就是没命。怎么办？逃吧！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后的抉择。 1979年7月，黄文欢借口去东德治病，策划了一场大胆的出逃。他坐飞机到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时，借口身体不适拖住随行人员，然后趁乱溜到机场一角，钻进一辆黑色轿车，直奔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到了那儿，他直接请求去中国。领事馆赶紧联系北京，几经协调，中国派专机把他接走。几天后，他安全落地北京。 到了中国，黄文欢受到庇护，待遇不错。1979年8月9日，他在人民大会堂开了场记者会，宣读《致全国同胞书》，痛批黎笋政权背离胡志明路线，搞反华政策。这份声明震动不小，国际社会议论纷纷。越南那边气急败坏，剥了他所有职务，但也只能干瞪眼。 黄文欢在北京住进一处安静的四合院，还得了肺癌，301医院的医生给他做了手术，延长了几年寿命。他没闲着，继续写文章呼吁中越友好。1988年，他出了本回忆录《沧海一粟》，讲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和对中越关系的看法。1991年5月18日，他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葬礼在八宝山举行，挺低调，但意义不小。 再说黄文欢的儿子黄日新，这家伙在越南混得也不错。他在学术圈崭露头角，后来做到越南社科院副院长，相当于副部级官员。1989年，中越关系有点缓和的苗头，他获准带母亲和儿子来中国探亲，跟父亲团聚。这一家子跨越国界的重逢，不光是亲情故事，还透着政治意味。 有趣的是，黄日新没因为父亲的事在越南受牵连，反而仕途顺畅。1990年，中越关系转暖，他还暗中出力，通过中国驻越大使馆递信，为两国领导人在成都的秘密会晤搭了桥。1991年父亲去世，他又来华送葬，悼词里感谢中国政府的照顾，还说要继承父亲遗志，促进中越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