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情报员季爱民与线人刚联络完工作，一转头就看到了敌人，因为这个地方刚来，他十分不熟悉，如果敌人问起来，他可能立马就会暴露，情况危急之下，他看向田里干活的女人，喊了一句“大嫂”。
季爱民家里一直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6岁就开始帮家里放牛放羊，12、13岁就开始下地种田当佃农，这些农活经历使他养成了勤劳简朴的习惯作风，自然而然地塑造了典型的农村老百姓自画像：艰苦朴素。
别笑话他把自己养得这么“糙”，他这样的形象，给他后来的情报工作提供了不少的便利，甚至因此被当成当地的穷苦老百姓，打消了无数次伪军的怀疑，躲过一劫又一劫。
1942年，年仅14岁的季爱民小伙子，顺应党和内心的召唤加入到了新四军的队伍中，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抗战故事就从这时候开始落笔了。
可能是农村的娃早当家，加上他从小就和家人经常出去给人收佣干活，所以他比其他同期的队友更为沉稳、刻苦、可靠、耐劳，所以基于他的个人特质，部队决定把他分配到情报科进行情报工作。
别看进行情报工作不用上到正面战场动刀动枪，就误以为情报工作比战场厮杀来得安全了，事实上，季爱民每次进行情报收集，都相当于把脑袋提腰上，在尖刀上走钢丝，情势十分紧张，终于，让人胆战心惊的一幕还是发生了：
1944年，季爱民同志16岁，进入情报科也才不过一年，说他是“新手”也不为过。
这天，他按照信号去和线人接头，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很安全，谁知联络完毕刚与线人分手，转头没走两步就发现有敌人跟他面对面走过来了，给季爱民吓得立马不淡定了，冷汗都冒了出来。
要问季爱民一个受过训练的情报工作人员为什么这么“一惊一乍”的，看起来十分“不专业”的样子，说起来真是运气不好，这地方季爱民不熟啊，他只是来接头的，不是本地人啊。
这伪军马上就到眼前了，按照伪军的尿性，万一盘问起季爱民这附近的情况，或者要季爱民给他带路，季爱民寻思那我一问三不知，不就露馅儿了吗？情势紧急得让季爱民很难不慌。
幸而天无绝人之路，季爱民不想坐以待毙，四处张望以求找到一条破局之路，好巧不巧，附近的田里恰好有一位大姐在干农活，季爱民急中生智，想到了一个办法，只能赌一把了。
只见他朝着那个大姐挥着手，十分“自然”和“熟稔”地叫唤起来：
“大嫂！大嫂！”
其实季爱民喊出这一声“大嫂”他心里也很慌，因为他自己很清楚他俩压根就不认识，万一大姐反应一个不对劲儿，譬如来上一句“你谁啊”，就足以让李爱民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好在大姐脆生生地回应了，而且和季爱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成功迷惑了驻足旁听的敌人，真以为他俩是亲叔嫂，稍微吓唬季爱民两句就没刁难他，接着往前走了。
季爱民确认敌人已经走远了，才松了一口气，顺手抹了下冷汗，对大嫂感激不已，大嫂这才说，她猜季爱民是同志，是来执行任务的，配合新四军是应该的。
经历着危险时刻的季爱民，是我国抗战期间所有情报工作者的一个缩影，我们的情报工作发展得很不容易。
情报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打仗如果没有情报，是没办法开战的，更不用说打胜仗了，就像瞎子打人似的，根本打不到人，所以部队很重视发展情报系统。
1941年，新四军举办了第一期无线电培训班，第一批结业的学员被分配下去，成为各个师、旅的电台通讯和情报侦查工作的骨干。
有一次，农历八月十五，部队到了营地，军部机要科的负责人薛丹浩就想办法买了一头猪犒劳大家，结果猪肉还没烧熟，日本鬼子就包了上来，情况十分危急，电台的电线都没来得及拆，还好有惊无险突围成功，只是猪肉没吃成。
奇怪的是，像八月十五那样刚扎营新营地，就被敌人摸上来的情况，发生了好几次，气得江北指挥部派谭知耕同志，逮住一个俘虏开始审问：
“为什么我们一换新地方，你们就能知道的？”
经审问才得知，原来敌人有无线测向仪器，我们每到一个新营地，敌人就检测到了电台的无线电信号，顺藤摸瓜了。
从那以后，我们就改变了电台天线的架设方式，加强了情报工作的隐蔽性和保密性，同时抓住敌人麻痹大意，不屑对我军加设密码本的机会，我军研究了一套严格的密码系统，因此新四军的电台从没被人破译过，反而让我们对敌人的动向情报了如指掌，没有中过敌人埋伏。
后来在1945年4月苏中三垛伏击战中，依靠情报科同志的技术手段，我军提前截获了敌人的动向，并据此设了埋伏，消灭了100多个日本鬼子和一个团的伪军，而我军却无一人伤亡。
这一波，情报人员立大功，连张文蔚司令员都表扬技侦电台人员，说情报工作立大功，一场战斗能无伤全歼敌人，全有赖于情报人员的专业和辛劳，但又不能在报纸上宣传，委屈你们只能做无名英雄了。
我国情报工作的进步和发展，都是诸如季爱民等先辈一步一血走出来的，他们的艰险只有历史知道，偶尔露出一隅，才被后人窥见到他们的无声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