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某一天开国中将廖汉生视察时，突然提出要见一位副部长。这个人职位不高、年纪不大，行政等级才16级，可就是这个人，却让廖汉生格外重视，当场拍桌而起：“太低了，这怎么安排的？” “把向轩的档案给我，马上！”随行的工作人员知道将军生气了，不敢有半分耽搁，赶紧出去调档案。 16级在当时的军队体系里，意味着副团职待遇，而档案里的履历，足以让任何了解革命历史的人震撼。 他7岁参加红军，9岁走完长征，全身26处弹片，右眼失明，却在1955年授衔时仅获中校，24年后仍困在副团级岗位上。 1926年，向轩出生在湖南桑植县。他的母亲贺满姑是贺龙的五妹，姨妈贺英是名震湘西的“双枪女将”，父亲谷绩廷是贺龙早年的战友。 在这样的革命家庭里，向轩的童年没有玩具，只有枪声和红旗。1933年，国民党军围剿贺龙根据地，贺满姑在战斗中牺牲，临终前把4岁的向轩塞进山林：“去找你姨妈，跟着红军走！” 姨妈贺英抱着满身是伤的向轩哭红了眼，从此把他带在身边。这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白天教他打枪，晚上教他认“中国共产党”五个字。 向轩后来回忆：“姨妈的双枪能打穿敌人的灯笼，我就跟着她在山林里跑，饿了吃野果，困了睡山洞，不懂什么叫害怕，只知道敌人来了要躲，红军来了要敬礼。” 1934年，贺英在战斗中牺牲，临终前把向轩托付给贺龙。7岁的向轩抱着姨妈的双枪哭成泪人，贺龙摸着他的头说：“跟着舅舅当红军，给姨妈报仇！” 从此，小红军向轩正式入伍，被分到红二方面军总部当通信员。别的孩子还在玩泥巴，他已经能背着比自己高半头的电报机翻山越岭，用稚嫩的声音传达“行军二十里，宿营桃花坪”的命令。 1935年11月，红二方面军开始长征，9岁的向轩是队伍里最小的战士。他的任务是跟着机要科，保护那台重达20斤的“15瓦电台”，这是全军的“千里眼顺风耳”，比生命还重要。 爬夹金山时，积雪没到他的腰，他就把电报机绑在背上，手脚并用往上爬，摔进雪坑是常事，战士们拽他上来时，他第一句话总是：“电报机没湿吧？” 过草地时，粮食断绝，向轩和战友们煮皮带、挖野菜，他太小挖不动，就蹲在河边摘水草。有次误食毒草呕吐不止，卫生员给他灌盐水，他攥着卫生员的手说：“别浪费药，留给伤员。” 走到甘肃时，他的草鞋磨穿了，双脚溃烂流脓，却拒绝骑马：“我能走，战马要驮伤病员。” 长征结束后，战友们发现这个小男孩的裤腿里全是冻疮和疤痕，可他从来没哭过。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摸着他的头说：“真是个小钢炮，将来能打硬仗！” 抗日战争时期，向轩在八路军120师当机要员，跟着贺龙南征北战。1945年攻打山西文水时，他已经是通信连排长，带着战士们冒死抢修被炸毁的电话线，子弹从耳边擦过，他咬着牙接线：“断一分钟，前方就多死十个兄弟！” 真正的生死劫发生在1948年荔北战役。当时向轩任工兵连长，部队攻打国民党军碉堡，却缺乏重武器。 醒来时，他摸着眼上的绷带问护士：“仗打赢了吗？”护士含泪点头。从此，他的右眼永远失去了光明，胸前的弹片直到去世都没取完。 1955年授衔，他被授予中校军衔，有人替他不值：“你9岁参军，论资历该授少将。”他却指着胸前的伤疤笑：“比起牺牲的战友，我能活着戴军衔，已经是老天爷开恩了。” 向轩作为1933年入伍的“老红军”，获中校衔不算高，但没人想到，此后24年里，他的级别几乎原地踏步。 1960年升上校，1964年调成都军分区后勤处，1970年一纸调令到西城区人武部任副部长，行政级别定格在16级，副团。 同期入伍的战友，多数已是师级干部。有人替他鸣不平：“你是贺龙元帅的亲外甥，一句话的事。” 他却板起脸：“舅舅早就说了，贺家人不能靠关系，要靠枪杆子。”每次组织要给他调级，他都把机会让给更困难的同志：“我有吃有穿，够了。” 廖汉生回到北京后，亲自过问向轩的级别问题，却发现档案里卡着“转隶手续不全”“授衔时行政级别套改偏差”等历史遗留问题。 当组织要给他提为14级，正团时，他再次拒绝：“成都还有20多个抗战老兵没解决待遇，先给他们办。” 直到1982年离休，他才在组织的坚持下，享受副军级待遇，但工资依然比同级别干部低，他把补贴都捐给了烈士子女。 2023年，向轩在成都逝世，享年97岁。追悼会上，骨灰盒上覆盖着党旗，却没有任何特殊标注，这是他临终前的要求：“别麻烦组织，别搞送别仪式，我就是个普通老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