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一名男子神色慌张地冲进公安局，说道：“我要举报一个人，他出卖了杨靖宇”，然而让人意外的是这名男子却被逮捕了，还被判处死刑。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河南省确山县人，18岁那年，他考入河南省立开封纺染工业学校，在校期间，多次参加革命活动。后来回到确山，从事农民运动。
21岁时，杨靖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受中共组织派遣，负责开展农民运动。
1932年，开始到东北组织抗日联军，历任抗日联军总指挥政委等职。
1933年9月18日，按照中央指示，杨靖宇又将磐石、海龙两地的游击队合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下辖两个团和一个政治保安连，程斌担任连政治委员。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号召东北各族人民团结一致，驱除日寇。同时，组织部队在南满的广大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全力牵制日军兵力，配合关内抗战，多次有效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提高了东北军民的抗日斗志。
1939年秋，日本关东军“联合讨伐司令部”纠集包括日伪军、伪警察、宪兵、特务在内的大部人马，打算一口吃掉在东南满一带活动的抗联第1路军。
大敌当前，杨靖宇、魏拯民二人果断决定，1路军各部化整为零，分散突围，避免遭受毁灭性打击。
然而此番“清剿”的日军与以往不同，他们的重点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捕杀被他们视为眼中钉的杨靖宇将军。
一开始，日军曾千方百计地劝降杨靖宇，但遭到了杨靖宇的拒绝。
此外，他们还组织了一个由汉奸和日军组成的“长岛工作班”，对抗联战士进行策反和诱降。威逼利诱抗联家属，要他们找回自己的亲人。在这种攻势下，一些与抗联一师结盟的队伍发生动摇，使一师力量被削弱。
在日伪军重兵围堵之下，一师政治部主任胡国臣、一军政治部主任兼参谋长安光勋先后被捕并叛变。这两人对抗联将士非常熟悉，他们给长岛工作班出了个非常阴毒的主意。他们说：“要想消灭抗联必须先消灭一师，一师师长程斌是个孝子，只要将其母亲抓来就能迫使其归顺。”
而由于程斌的身份不一般，所以日军对程斌的劝降，也并不是一开始就采用利诱，而是伴随着一定的军事胁迫。
最终，在程斌的胁迫下，抗联一师有115人带着武器投敌。另有30名战士坚决不愿投降，离开了一师。程斌投降后当上了伪通化警务厅富森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并参与对杨靖宇的围捕。
程斌长期追随杨靖宇，又是抗联的重要将领，十分了解抗联的活动规律和作战特点，更掌握着许多决定抗联生死存亡的重要机密。
程斌深知，抗联之所以能在深山老林中坚持斗争，主要是因为有后勤补给，想要消灭抗联，必须切断他们的补给线。
切断给养后，程斌大队又开始对杨靖宇领导的抗联进行疯狂讨伐，他熟知抗联的作战规律，采取“车轮战”的方式，白天由日军出动追击抗联，晚上由程斌大队深入山林抓捕搜剿，使得抗联将士疲于奔命，完全得不到休息，战斗力锐减。
在程斌的疯狂围剿下，杨靖宇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他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孤身一人。
1940 年 2 月 23 日，杨靖宇因叛徒出卖，惨遭日军杀害，年仅35岁。
杨靖宇牺牲后，日军残忍割下他的头颅，解剖了他的遗体，还举办了盛大的“讨伐杨靖宇胜利庆功大会”，而程斌这个讨伐杨靖宇胜利的“首功之臣”，毫无愧色地率大队全体警察参加了庆功大会，还被日军奉为上宾。
北平解放后，程斌改名换姓，装作进步青年，加入解放军，由于他的领导能力比较强，很快就成为解放军里的一名小官员。
1951年，程斌打着雨伞在街上行走，就在这时突然从旁边的街道蹿出了一个人影，一闪之下钻到了他的伞下。此人并没有征询程斌的同意，就做出如此无礼的举动，让他有些气愤。然而当他转头望向这个无礼之人时，他不禁呆立在了原地，他认出了对方是个熟人。
而这个熟人就是曾经和他一起背叛杨靖宇的人，他叫刘其昌。
刘其昌听说了程斌化名后，加入了共产党的事情，因此他想向程斌寻求庇护。正巧当时国内正在“镇反”，准备对之前的汉奸进行清算，因此刘其昌打算以这个来威胁程斌。
但令刘其昌没想到的是，程斌竟然反将一军举报了他，刘其昌因此被逮捕了。被逮捕的刘其昌不甘心，他将曾经背叛抗联、投靠日军、带队击杀杨靖宇的程斌也给举报了。
经公安机关调查后，确定了程斌的罪行，他们立即带人去北京东单牌楼胡同11号，也就是程斌当时的家，对程斌实施抓捕。
1951年5月12日，程斌被判处了死刑，并于当日执行。
程斌和刘其昌都出身抗联，都为荣华富贵当了汉奸，都为苟全性命混入解放军，都为立功升迁举报对方，最终双双被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