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0岁的“国歌之父”田汉被开除党籍,死在了监狱中。7年后,所有人才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很多人都说他死得冤,只有他的妻子说:“去世了也好”,这是为何? 田家穷得叮当响,老父亲走的时候连棺材板都凑不齐,幸亏舅舅念着外甥聪明,掏钱送他进了长沙师范学堂。
1916年,田汉跟着舅舅漂洋过海去日本那会儿,谁也没想到这个爱看戏的乡下娃,日后能搅动中国文艺界的风云。 东京的樱花树下,田汉啃着硬面包读莎士比亚,捧着《新青年》杂志眼睛发亮。回国后他跟郭沫若几个热血青年搞起“创造社”,在报刊上写诗骂军阀。 1924年他在上海弄了个《南国》杂志,白天在艺术大学教书,晚上带着学生排话剧。徐悲鸿给他画海报,郁达夫帮着改剧本,苏州河边的小剧场里,《名优之死》演到高潮时,台下老爷太太们的手帕都哭湿了。 可戏台下的田汉日子过得比戏还热闹,头个媳妇是亲表妹,生完儿子就撒手走了。二房太太是表妹临死托付的闺蜜,俩人整天吵得鸡飞狗跳。 第三任是个痴心戏迷,第四回才算找着真感情——地下党员安娥借着谈革命接近他,结果俩人都陷进去了。 那会儿田汉正给电通公司写《风云儿女》,安娥陪着他熬夜改剧本。电影里那首“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插曲,就是两人在亭子间里边啃烧饼边憋出来的词。
抗日救亡的浪头打过来时,田汉被抓进南京老虎桥监狱,牢房里没纸没笔,他就把香烟纸拆开写《狱中杂咏》。 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他刚放出来就组织剧团往战地跑,武汉会战那会儿,他带着演员在枪炮声里演《卢沟桥》,台上演员吼“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台下当兵的把枪杆子杵得震天响。 1948年在北平重逢安娥那天,俩人都四十好几了,安娥中风瘫在床上那几年,田汉天天端着药碗伺候。文化部副部长的办公室里摆着安娥的轮椅,开会间隙他还要跑回家给媳妇翻身擦背。 邻居都说田部长家的灯总是全院最后灭的,谁能想到这么个重情义的人,最后会落得那般下场。 动荡时期很快来临,70岁的田汉连棉裤都没穿齐整就被拖走了,关在功德林监狱那2年,他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我写的国歌还在天安门广场响着,这就是我的交代!” 等家里人接到通知去领骨灰,木匣子上贴的竟是“李伍”的假名,安娥抱着匣子哭得背过气去,缓过来却念叨:“走了也好,走了就不遭罪了。”这话传到外头,好些人不明白。 然而,田汉的老朋友们心里清楚,田汉那身硬骨头,哪受得了天天跪碎玻璃的屈辱?
1978年平反那天,八宝山追悼会摆满了花圈,安娥早一年就跟着去了,骨灰盒并排摆着。有人听见工作人员说悄悄话:“这俩匣子上的名字终于能写对了。” 后来国歌重新定词时,上头有人说要改歌词,好多老同志拍桌子:“田汉拿命换来的词,谁敢动?”
海浪
那样的年代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