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日本宪兵队长在茶馆喝茶，这时，一个穿着白色旗袍的军统女特工，故意和他撞了一下，并趁机掏枪，对着他的心脏打了一枪！ 藤田久雄坐在花园饭店二楼的包厢里，手指轻敲桌面。桌上放着常熟县征粮清单，数字触目惊心：大米3000石，小麦2000石，还有700名壮丁。 "不够。"他用中文说，声音沉闷，"再增加三成。" 对面的伪县长擦汗，"藤田太君，百姓已经..." "闭嘴。"藤田眯起眼，"你知道昨天有六个农民拒绝交粮吗？" 伪县长脸色变了，"属下不知..." "我已经处理了。"藤田站起身，走到窗边，"吊在村口的榆树上，三天了，还在那里。" 六个月前，同样的地点，藤田下令用辣椒水灌瞎了一名教师。 那人拒绝在伪政权的课本上签字。 蒋履萍的手微微颤抖。不是害怕，是激动。这个男人，就是她等了三个月的目标。 她记得父亲的遗体，被日军的炸弹撕碎在铁道上，那天她十九岁，从此再没有流过泪。 蒋履萍放下杯子，手伸进绣花包里，摸到冰凉的枪管。这把德国造的勃朗宁手枪，是她从军统苏州站领来的，编号B-2347。 "老板娘今天打扮得真漂亮。"隔壁桌的伪军小声说。 她没理会。眼角余光看到藤田从楼上走下来，保镖跟在身后，距离约两米。 这是她连续观察三周后发现的规律，每次下楼，保镖总是保持这个距离。 楼梯是旋转式的，老式洋楼的设计。每一级都会发出轻微的吱嘎声。藤田的皮鞋踩在木板上，节奏均匀，就像一个钟摆。 第七级台阶时，蒋履萍起身，故意撞向他的手肘。 "对不起！"她低头道歉，同时拔出手枪。 藤田抬手整理被撞歪的领带，露出胸口。这是他的习惯，每次被人碰到都会整理衣服。就是现在。 枪响了。一声，干净利落。 子弹从距离心脏三寸的位置进入，穿过肋骨，击碎了主动脉。藤田的身体僵住，胸口开始渗血。他的眼神从困惑转向愤怒，然后是恐惧。 蒋履萍已经消失在人群中。茶馆里一片混乱，尖叫声四起。 保镖反应过来时，只看到一个月白色的背影匆匆穿过后门。 离开现场后，她直接去了火车站。 凌晨两点的货运列车会经过，可以搭乘到无锡。这是早就计划好的撤退路线。 两天后，常熟城里贴满告示："击毙凶手者，赏大洋五百。"配图是一个模糊的女性侧影，是保镖凭记忆画的。 没人领赏，一个月后，新任宪兵队长到常熟上任。 他发现士气低落，连续三天没有人敢单独外出。巡逻队从原来的双人制改成了四人制。 "藤田是怎么死的？"他问副官。 "茶馆刺杀，凶手是个女的。" "抓到了吗？" "没有。"副官摇头，"听说是军统的人。代号'金丝雀'。" 新队长皱眉。这不是个好开始。他接手的不仅是一个混乱的驻地，还有一个未知的敌人。 1941年2月15日，苏州城外的公路上，一辆日军运兵车准时经过。 车上坐着三十名士兵，正在唱军歌。歌词是那首臭名昭著的《爱国行进曲》。 炸药包埋在路边的土坯下，引线早就接好。蒋履萍趴在麦田里，手里握着火柴。 她身边还有两个军统队员，负责接应。 运兵车驶近了。轮胎压过路面的碎石，发出沉闷的响声。她划着火柴，点燃引线。 等待的五秒钟漫长得像一个世纪。 爆炸如期而至。火光冲天，运兵车侧翻。 驾驶室完全被摧毁，整辆车在空中翻了一圈半才落地。 但爆炸地点偏了半米。车身没有被完全撕裂，十几个日军从车里爬出来。 有人在流血，有人在叫喊，但他们还活着。 蒋履萍知道暴露了。她起身想逃，子弹打断了她的右腿。疼痛如火烧般蔓延，但她没有停下。 她倒在麦田里，左腿拖着右腿继续爬行。 血染红了新发的麦芽，在泥土上留下一道触目惊心的轨迹。二十二岁，还有很多事没做完。 父亲的遗体，她至今没有找到。 两年前在苏州花园饭店的那一枪，是她最满意的一次行动。 干净，精准，没有失误。她甚至记得藤田倒下时，茶杯摔在地上的声音。 现在血流得太快，视线开始模糊。日军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口令声此起彼伏。 她摸出最后一枚手榴弹，紧紧握在手中。 这是德国造的24式木柄手榴弹，重量约600克，爆炸半径5米。 六个日军包围了她，枪口对准她的头部。领头的军曹用生硬的中文喊："举手投降！" 蒋履萍笑了。她用尽最后的力气，拉开了手榴弹的保险。 最后的爆炸过后，麦田里只剩下一片焦土和弹片。六具尸体散落四周，其中一具穿着月白旗袍的残缺不全。 那天晚上，常熟县城里很多人都听到了远处的爆炸声。 第二天早晨，有农民去麦田干活，发现了那片焦土。 七十年后，台湾为她举行了公祭。 参加的人不多，大部分是军统的老兵或他们的后代，但在大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 档案编号KMT-SW-427，记录着蒋履萍的信息：1918年生，1941年牺牲，享年22岁。 1940年的一枪，让日军行动谨慎，征粮放缓。 藤田死后三天，小字报贴满城墙："恶魔已死，抗日必胜。"常熟百姓睡得安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