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15日，国民党在上海逮捕了陈独秀。消息传到国外，爱因斯坦听说后，立刻致电蒋介石，帮陈独秀求情，说：“他是东方的文曲星，不是扫把星，更不是囚徒，请求给予释放。”
陈独秀曾经被抓捕过5次，而第5次被抓。却造成了规模极大的社会舆论。
在1931年，陈独秀已经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了，毕竟陈独秀接受了很多托洛茨基的思想，也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托派组织。
1932年陈独秀成立了新的5人常委会，托派的工作又进入了正轨。
由于叛徒出卖陈独秀于1932年被捕，这次被捕给蒋介石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也让陈独秀的个人声望达到了人生中最巅峰。
对于蒋介石来说，蒋介石急于了解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之间的关系，1932年10月22日蒋介石命令把出卖陈独秀的叛徒押解到汉口，想要证实陈独秀与红军的关系。
结果经过调查，得出陈独秀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进行武装革命，而陈独秀手无寸铁，并且反对成立红军，再加上蒋介石想要利用陈独秀去进一步地反对共产党。
毕竟陈独秀属于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如果杀了陈独秀，对于蒋介石来说反而是替当时的共产党除掉了一个内部分裂分子。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也是北大的文科院长，在当时属于社会名流，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在国内有很多人向蒋介石求情要求放了陈独秀。
如果杀了陈独秀的话，会让蒋介石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但是放了陈独秀，蒋介石也不甘心。
当时宋庆龄，蔡元培，胡适，傅斯年这些知名人士都开始进行营救，在国际上也有爱因斯坦为首的世界级人物致电蒋介石为陈独秀说情。
尤其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在美国的声望，可以决定美国总统的政策，国内的名流们说动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对陈独秀一直是抱以同情的。
由于爱因斯坦在自己的祖国因为犹太人的身份饱受迫害，被迫流亡美国。
因此爱因斯坦接到国内的求救之后，对陈独秀的经历抱有同情，两个人都是各自国内的社会名流，现在都面临着一个独裁政府的迫害，爱因斯坦决定打抱不平，向蒋介石写信救出陈独秀。
爱因斯坦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写道：“贵国两国都是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蒋先生的德行也如我国的华盛顿、弗兰克林这些人一样伟大，相信蒋先生能够对陈独秀先生的命运作出公正的评判，陈独秀先生是一个文人。
他对祖国的命运是关心的，也许陈独秀先生在表达这份关心的时候，有一些极端的做法，那也是因为对祖国的爱，他是中国的文曲星，不是囚犯，希望蒋先生能够予以释放。”
蒋介石接到这封措辞谦卑的信，心里是哭笑不得，毕竟爱因斯坦在美国是可以影响到美国总统的重要人物，这个面子不能不给，然而如果给了这个面子，自己又怎么下得来台呢？
胡适等人给了蒋介石一个台阶，在国民党内部的右派势力看来一定要杀了陈独秀，彻底的打倒共产党的武装，胡适他们却是要争取让陈独秀的案子在法院公开审判，只有这样才能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才有可能保住陈独秀的生命安全。
蒋介石就坡下驴，采纳了胡适等人的意见。
在法庭上，法院方面问陈独秀是否要请律师，陈独秀坦然一笑：“我没有钱去请律师，我也不需要请律师，我自己可以为自己辩护。”
陈独秀对于自己被捕入狱的态度是非常淡然的，他刚刚被捕的时候就显得非常淡定，当他被押解到南京时，需要乘坐火车，陈独秀一上火车就呼呼大睡，丝毫没有想到自己是一个囚犯，也许下了火车就要被枪毙了。
法庭上从来没有自己为自己辩护的先例，因此章士钊先生准备当陈独秀的辩护人，章士钊曾经是陈独秀的好友，后来因为在观念上走了不同的道路，成了各自阵营的代表人物，互相也打过嘴仗，这次张世钊能够挺身而出，让当时的人们不停称赞。
然而张世钊为陈独秀发表的辩护词，陈独秀却并不全部认可，甚至在法庭当场反驳，这也可以看出陈独秀和章士钊二人的风骨。
庭审结束之后，陈独秀被判有期徒刑13年，后来又改为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