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5年,咸阳宫大殿上演了一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对话。六十岁的王翦跪在嬴政面前,手握虎符,眼神坚定。当嬴政询问伐楚所需兵力时,王翦给出的答案令在场众人震惊:"臣请兵六十万。"这个数字让年轻的秦王眉头紧锁。 这一年的秦国并非鼎盛无虞。经过数十年的连年征战,商鞅变法后积累的国力正在快速消耗。频繁的军事动员导致资源透支,长期战争严重冲击农业生产,尉缭的间谍行动更是耗费巨大,秦国财政已经入不敷出。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两名士兵"黑夫"和"惊"的家书透露了军中的窘迫——信中主旨只有一条:急需钱财救急。 相比之下,少壮派将领李信提出的"二十万兵力足以灭楚"方案,更符合嬴政的期望。在成本效益的权衡下,嬴政选择了李信而非经验丰富的王翦。但这个决定很快被证明是一场代价惨重的失误。 初战,李信与蒙恬各率一路,分别攻打平舆与寝丘,表面看来战况顺利。他们攻克了这两座城池,李信更是乘胜追击拿下鄢郢。看似胜券在握之际,变故突生。秦国昌平君在后方郢陈起兵反秦,李信被迫与蒙恬会师于城父,准备西撤。 就在此时,楚国名将项燕抓住战机,率军紧随其后。三日三夜不眠不休的追击战中,项燕一举攻入秦军两个营寨,斩杀七名都尉,秦军损失惨重,仓皇逃窜。二十万大军在未曾真正与楚军主力交战的情况下便遭遇惨败,嬴政的百亿投资打了水漂。 这场失败让嬴政意识到:在灭国级的战争中,成本控制必须让位于风险管控。于是,他再次将目光投向了王翦。当嬴政以平静的语气询问"现在伐楚,将军以为用几何兵"时,王翦的回答依然是"六十万"。 在这个特殊时刻,年过花甲的王翦作出了一个看似荒诞的举动。他对嬴政说:"替大王带兵,即使有功劳也终究难以得到封侯赐爵,所以趁着大王特别器重我的时候,我也得及时请求大王赐予园林池苑来给子孙后代置份家产吧。"听到这番话,秦始皇竟哈哈大笑起来,同意了他的请求。 更令人不解的是,王翦出发后到了函谷关,竟又连续五次派使者回朝请求赐予良田。一名功勋卓著的名将,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为何如此执着于个人利益? 回望六十万大军入楚的决定,才能真正理解王翦的战略深度。楚国作为战国七雄中的第一大国,拥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地理优势——东西横跨两千余里,南北纵横同样达两千余里。这片广袤的土地不仅意味着丰富的资源,更代表着强大的战略纵深和强悍的动员能力。 王翦对楚国兵力的估算是四十万,这一数字非同小可。面对如此强敌,李信二十万军队的失败便不难理解。李信的战略是逐城攻取,但楚国拥有数百座城池,每攻占一座就需分兵驻守。正如王翦所预见的,这种打法到最后根本无法保证有足够兵力对抗楚军主力。即使每城只留千人,二十万兵力很快就会被消耗殆尽。 带着六十万大军抵达楚国边境后,王翦展现了与李信截然不同的战略风格。《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王翦至,坚壁而守之,不肯战。荆兵数出挑战,终不出。"面对楚军的反复挑衅,王翦不为所动,专注于休养生息,提升士气。 这场看似消极的对峙持续了整整一年。在此期间,王翦让士兵们洗浴休息,保证充足的饮食供应,亲自与士卒同桌吃饭。他时刻关注军中士气变化,当得知士兵们开始比赛投掷石块和跳远时,王翦知道军心已稳,作战士气充足,才淡淡地说:"士卒可用矣。" 这一策略与王翦在攻打赵国时的手法如出一辙。面对赵国名将李牧时,王翦没有选择硬碰硬的正面对抗,而是通过反间计让赵王撤掉李牧,随后仅用三个月就平定了赵国。这种避实就虚、以智取胜的战法是王翦一贯的作战风格,也是他能在战国四大名将中唯一全身而退的关键。 当楚军最终无法承受持久对峙的消耗,开始向东撤退时,王翦抓住这一战略机遇,下令追击。《史记》记载:"翦因举兵追之,令壮士击,大破荆军。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荆兵遂败走。"这一决定性胜利后,秦军乘胜追击,迅速占领楚国城邑。 那么,为何王翦在出征前和途中如此执着地向嬴政索要赏赐?这看似贪婪的举动实则暗含深意。王氏父子此前已攻破赵国、燕国和魏国,按照秦国二十级军功爵制,他们早已有资格受封列侯。索赏不是为了证明忠诚,而是为了军心。 睡虎地秦简揭示的财政窘境表明,当时秦军士兵的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通过公开索赏并获得嬴政的正面回应,王翦向全军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国家财政稳健,战后赏赐有保障。同时,这也为嬴政争取了筹措粮饷的宝贵时间。 在军中,王翦不仅与士兵同吃同住,还亲自检查伙食和卫生设施,用实际行动安抚军心。正是这种将个人请求与军队整体利益紧密联系的高明之处,加上对战场形势的精准把握,最终使六十万秦军如蛟龙入海、虎啸深山般席卷楚国,一战而定乾坤。 次年,王翦俘虏楚王负刍,楚国彻底灭亡。与此同时,他的儿子王贲也在北方战场攻灭燕、代,俘获代王嘉和燕王喜。
为什么韩信没有兵法传世?其实原因很简单:韩信用兵只会一招:围点打援。就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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