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了四个女儿，曾经被全村人看不起。村口的老槐树底下，总有人对着我妈的肚子指指点点：“老四都落地了，还接着生？怕不是要凑一桌麻将哦！”我大姐七岁那年，跟着妈去赶集，卖菜的王婶拍着她的头笑：“女娃子家，读那么多书干啥？早晚都是要嫁人的。”妈攥着布袋子的手青筋暴起，指甲掐进掌心，却只能赔着笑说：“女娃也能顶半边天呢。”
大姐十三岁那年，偷偷把攒了半年的零花钱塞进书包，说要去镇上参加作文比赛。妈在灶台前搅着猪食，铁锅撞得灶沿叮当响：“来回车费要两块钱，够买半袋盐了。”大姐攥着参赛通知书的手在发抖，油墨印的“一等奖可得钢笔”几个字硌着掌心。我躲在柴火垛后面，看见她把通知书折成小船放进水缸，月光里，纸船漂过浮着油花的剩菜汤，像极了那年春天淹死在水田里的小麻雀。 二姐十六岁辍学去了纺织厂，走那天把新发的初中课本摞在我床头：“好好读，别像姐一样，一辈子闻着棉絮味。”她的工牌挂在脖子上晃荡，“临时工”三个字被洗得发白。有次她寄回件花衬衫，妈摸着领口的蕾丝边直掉眼泪：“傻丫头，这得花多少钱？”二姐在信里说：“厂里的女工都穿，我穿着好看，说不定能涨工资。”后来我才知道，她为了多赚加班费，连续三个月没敢请一天假，最后晕倒在流水线旁。 三姐高考那年，考点门口的算命先生拦住她：“女娃子，别费这劲了，你命里带煞，考不上的。”三姐把书包带攥得通红，转身买了支新钢笔。放榜那天，她蹲在村口老槐树下查分数，阳光透过树叶在通知书上织出金色的网，632分的数字烫得她指尖发颤。可当她拿着录取通知书回家时，爸吧嗒着旱烟袋说：“女娃读那么多书有啥用？早晚要嫁人，不如早点找个婆家。”三姐连夜收拾行李，走时把通知书折成纸飞机扔向窗外，飞机掠过猪圈，落在堆满玉米秸秆的墙根下。 我是老四，出生时爸连看都没看一眼，摔门而去时踢翻了火盆。妈抱着皱巴巴的我，在煤油灯下给我缝尿布，针尖扎破手指，血珠落在粗布上，像朵开败的小花开在灰扑扑的夜色里。七岁那年，我偷偷跟着三姐去学校，趴在教室窗台上听老师讲课，粉笔灰落在头发上，痒得难受。三姐发现后把我拽到操场角落：“回去吧，咱这儿的女娃，读再多书也没用。”可我捡起她扔掉的半截铅笔，在水泥地上写“人”字，一笔一划，写得比谁都认真。 后来大姐成了镇上小学的语文老师，第一次发工资就给妈买了件红毛衣。妈摸着柔软的毛线直抹泪：“当年王婶说女娃读书没用，你看，我家大妞不也站上讲台了？”二姐从纺织厂下岗后，在菜市场摆了个凉皮摊，每天凌晨四点就起来调芝麻酱。有次我去帮忙，看见她给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女孩多舀了勺花生碎：“姨小时候也没吃过这么香的凉皮。”三姐毕业后留在城里做工程师，过年回家时开着辆银色小轿车，停在村口时，算命先生正给人算“生女娃断香火”的命数，三姐摇下车窗冲他笑：“您算错了，我家四个女娃，比谁家儿子都争气。” 我考上大学那天，爸蹲在门槛上抽了整包旱烟，最后把烟屁股按在青石板上碾灭：“去吧，别给家里丢人。”妈把攒了三年的鸡蛋卖了，给我买了个带拉杆的行李箱，箱子上还贴着二姐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明星贴纸。开学那天，大姐二姐三姐都来了，大姐给我装了十双她亲手织的棉袜，二姐塞给我个油纸包，里面是她新学的辣椒油配方，三姐把刚发的奖金塞进我书包：“不够了就说，别委屈自己。” 如今每次回家，村口的老槐树还在，只是树下再也没人议论“生不出儿子”的闲话。大姐的学生里有个小姑娘总爱写作文，说长大了要当作家；二姐的凉皮摊成了网红打卡点，常有城里姑娘来拍她调酱汁的手法；三姐设计的桥梁通车那天，妈戴着老花镜在电视上找了整整半小时；而我，正在实验室里捣鼓着新的科研项目，电脑屏保是我们四姐妹小时候的合影——四个扎着麻花辫的小女孩站在老槐树下，身后是望不到边的绿色田野。 前几天妈翻出我们小时候的照片，指着大姐泛黄的作文奖状说：“你们四个啊，就像老槐树上的枝桠，看着细细弱弱的，没想到都能长出自己的天。”窗外的槐树正开花，白色的花瓣落在妈的银发上，像撒了把星星。我忽然想起那年大姐折的纸船，原来有些东西，看似沉没在生活的洪流里，却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长出了根系，向着有光的方向，一寸寸把日子撑得透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