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陈诚负责“裁军”，把大量杂牌军校毕业、行伍出身的军官裁减回家。中校李浑多年来出生入死，岂料竟落了个以200元法币打发回家的结局。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了精简军队，委派陈诚负责裁军一事，这对大量退役军人的事业确实产生了影响。
这些被裁的职业军人除了打仗，没有其他技能，被裁之后生计就成了最大的问题。
而此时的国民党忙于准备发动内战，根本无暇顾及这些被裁的军人，更不要提什么帮扶和对应的补助了。很多军人只拿到了少的可怜的法币回到家乡。
其中国民党中校李浑就被200法币打发回家。回到家乡之后，等待李浑的并不是良田百亩，多年征战在外李浑早已是家徒四壁，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去重庆（当时国民党的陪都）讨生活。
重庆虽然作为国民党的陪都，但因为连年战争，也并不富裕，工作自然十分难找，李浑到了重庆之后依旧漂泊街头，处境非常尴尬。
其实不止是重庆，当时很多国民党统治下的地区都出现了经济动荡和不稳定的情况。为了支持战争，国民政府不得不大量印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严重。
高涨的通货膨胀使得物价飞涨，生活成本增加，对普通民众的生计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无奈之下的李浑只能在茶馆等活，每天仅靠2个馒头度日。这时他发现和他情况相似的人还有有很多，大家都同病相怜，于是这些失业军官在李浑的组织下，决定召开座谈会，组织起流落在重庆街头的失业军官，向国民政府请愿。
李浑于9月28日在《扫荡报》刊登启事，号召在重庆的失业军官在11月4日上午去中华路嘉鱼饭店找杜圻登记。
数日后，他和杜圻赶到嘉鱼饭店，将其作为失业军官登记办公室。门庭若市，到了10月6日，已经有1335人登记。
10月7日至8日，由30人组成的失业军官代表委员会在关岳庙举行会议，提出四项要求：
一是即刻解决失业军官的住宿问题；二是所有失业军官在渝都应一律收容；
三是按原级补发失业阶段的工资和被服；四是按原级安排工作。并且向政府提交了这些要求。
迫于压力，国民党委派调查组前来调查实际情况，调查处处长贾伯涛接见了他们。
然而，贾伯涛表示虽然同情，但无法解决。失业军官们气愤地威胁要捣毁调查处，贾伯涛急忙答应先开饭再谈。
李浑指出抗日八年，他们在前线流血流汗，伤者无人抢救，死者无人掩埋。然而政府却把他们丢下不管，质问贾伯涛他们的良心何在。
面对失业军官们的坚决态度，贾伯涛无奈地答应将情况报告军政部陈诚。最终，陈诚批准将所有失业军官编入重庆市军官总队。
此事虽然最终得到了解决，但事情影响太大，让陈诚在蒋介石面前丢了面子。陈诚对此怀恨在心，等到整个事件平息之后，就找主要领导人李浑“秋后算账”。 李浑不得不逃离重庆。
有此事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内部存在派系斗争和权力争夺，组织分裂，并且缺乏统一的领导。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统治时期存在严重的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许多官员为了谋取私利而忽视公共利益，导致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
反观解放区，经济方：面土地改革使得大量农民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增加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村经济的生产力。
同时推行农村合作社制度，将农民组织起来，共同经营土地和生产，实现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和生产资料的集体化运作，提高了农村生产效率。
解放区实行物价稳定政策，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解放区推行简政放权，减少官僚机构，提高政府效率，更好地服务于人民。
这些经济和建设措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也为我党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另外我党积极推动农民和工人的组织和参与政治活动，代表了广大劳动者的利益，为他们争取了更多权益，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我党还在解放区建立了强大的基层组织，实行民主集中制，广泛吸收群众参与政治决策，使得人民的意见和诉求得到了有效反映。
自古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反观国民党，自身存在严重的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许多官员为了谋取私利而忽视公共利益，导致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
腐败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还加剧了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使广大民众感受到不公平待遇。自然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从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