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一个深夜，国民党师长范绍增用枪顶着一个女人的头说：“马上离婚嫁给我！”女人回答：“我干爹是蒋介石！”没想到，范绍增却哈哈大笑。
范绍增第一次见到杨秀琼，是在重庆市政府举办的游泳比赛上。
穿着一件黑色泳衣，头发往后一梳，一头扎进水里，像条滑溜溜的鱼，干脆利落，一口气拿下第一。
看台上的人还在叫好，范绍增已经站起来，目光死死黏在她身上，跟看中了哪块地似的。
“我要这个女人。” 范绍增放下望远镜，话说得不轻，旁边的参谋脸都白了。
不是因为这话突兀，而是因为杨秀琼已经结婚了，丈夫是赛马教练陶伯龄，一个有点名气的体育人，跟军阀八杆子打不着。
可范绍增是谁？四川王，号称三不知将军：不知道兵有多少、不知道姨太太有几个、不知道家产有多厚。
这话不是夸，是讽，范绍增一天到晚胡吃海喝，围着女人转，四川出了个女学生长得标致点，他都得派人查家底。
姨太太从一号排到三十号都记不住，连自己亲儿子在街上看见都认不全。
可军队却硬，打仗也真打，淞沪会战他硬是带出30万川军，抗日打得不赖。
这么个又混又狠的军阀，看上谁，那就不是情感问题，是命运问题了。
他没多等，两天后，杨秀琼正在宿舍整理行李准备外地比赛，门被踹开，范绍增端着枪进来，直接把枪口顶在她额头上：“马上离婚，嫁给我。”
杨秀琼吓傻了，愣了几秒，硬撑着说：“我干爹是蒋委员长，你不能乱来。”
话音刚落，范绍增笑了，“我干爹也是蒋介石——或者说，就是你干爹让我这么干的。”
外头站着范的副官，门外停着车，再远一点是范的人，扛着枪，陶伯龄连家门都没敢进，只能办离婚手续的时候，偷偷在文件上签了字。
这桩婚事就是这么定下的，婚礼没有宾客，没有仪式，没有音乐，只有一个男人的强权和一个女人的眼泪。
杨秀琼是被抢进门的，成了范绍增的第十八房姨太太。
当时她才二十多岁，游泳事业刚出头，12岁拿下香港冠军，15岁全国三金，1934年还去马尼拉参加远东运动会，再夺三金，被称为“南国美人鱼”。
宋美龄喜欢她，认作干女儿，送了一辆紫色小轿车作礼物。
那时候的她，是国民政府的体育新星，全国女性的榜样，台上的掌声还没落完，台下就成了权力交易的筹码，在范家的深宅里，被锁了十年。
每天早晨听鸡叫起床，不是去训练，是伺候老太太。
范绍增根本不记得她的生日，却记得她的身段，没事就叫人抬她去戏院，还得带着一众姨太太一起排座，坐在最末，连开口都不敢。
紫色小轿车早被范换给别的女人，游泳帽、奖章、照片全都烧了。
她想逃，试过三次，一次是趁范不在家，穿着男装混进码头，被人一眼认出；第二次藏在厨娘家地窖，三天后饿得受不了，自己爬出来；最后一次，差点跳江，被下人救回来，打断了一条腿，之后一年都拄着拐杖走路。
蒋介石呢？没动静，他说了那句“干爹也是我”，就等于把话说死了。
这位“亲干爹”，对范绍增有求必应——只要他带兵打仗，什么都行。
当年国民政府，正筹备抗战统一战线，蒋要的是川军的兵，要的是范的态度，女人的命算什么？
有人说蒋是默许，其实说得轻了，范强抢杨秀琼前，的确去请示过，说这姑娘是个宣传好材料，又懂礼节，带出门能撑场。
蒋点头，说了句：“既是志同道合之人，那就成其美事。”
这句“成其美事”，杀伤力堪比军令，从那天起，杨秀琼不再是“美人鱼”，只是军阀宅院里的一条笼中鱼。 在院子里坐着，听着收音机放游泳比赛的转播，新一届的运动员提起她，说“当年杨秀琼姐姐”，她只能低头，把眼泪吞回去。
杨秀琼最怕的，不是被打，是范来了，范喜欢在夜里喝醉，拉着姨太太排队点名，点到她，就得跳水表演——在院子里的池子里跳，像只猴。
没人能救她，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纸婚姻法下来，“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写进法律。
范绍增那些姨太太全数“解放”，杨秀琼这才第一次走出范家的门。
杨秀琼没回头，一口气跑到了广州，又去了香港，最后辗转到了加拿大。
晚年她住在温哥华郊区，一栋小木屋，门口种着一排紫藤花，没人认得她，她也不提过去，只说自己“年轻时是运动员”。
人们只当她是个普通老太太，没人知道她在水里游得多快，没人知道她为自由逃过几次死。
杨秀琼死的时候，床头摆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是她15岁那年站在领奖台上，穿着泳衣、举着奖牌、笑得像阳光照水面。
从那个笑着的女孩，活成一个流亡的女人，跨越了军阀、战争、政变、流亡，一路被权力裹挟，最后靠法律挣脱。
而范绍增呢，也没落好。1949年之后，他被人民政府安置，但早就没人理他。
姨太太散了，兵也没了，财产被冻结，连自己都成了历史废品。
晚年靠卖旧物维生，死在成都一个狭小巷子的破旧楼里，身边没有一个女人，也没有一个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