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9日的清晨，北京城刮着刺骨北风。披着旧呢子大衣的溥仪站在前门派出所的门口，手里攥着刚领到的特赦通知书。对于这位曾经的“大清皇帝”而言，户口簿和居民登记卡比龙袍更沉——它们代表了一种新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窗口里的年轻民警抬头一笑，“爱新觉罗·溥仪，请在这签字。”这一笔落下，历史的闸门悄然合拢，新的篇章却刚刚掀起。

从那一天算起，溥仪整整花了两年时间，抖落旧日荣华，习惯“普通人”的一日三餐。植物园里他削过成千根插条，手上划满细小裂口；文史馆的办公室里，他握过上百支铅笔，誊写回忆录。1961年10月13日，他带着略显晕染的蓝色圆珠笔印，步入政协礼堂——那是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座谈会的会场。他做了功课，知道出席者多是“老革命”，但没想到会遇见鹿钟麟，也没想到那一声“奇遇”会把自己拖回三十七年前的秋夜。

时钟回拨至1924年10月22日。夜幕刚落，冯玉祥国民军的卡式灯照亮北京街角。鹿钟麟率第22旅兵分数路，几乎没开一枪，就拿下正阳门、中央电报局、警察厅。10月23日一早，他腰佩手枪，踱进神武门，递上国务院公文，向绍英宣读：宣统帝号即废，须当日迁离紫禁城。绍英不信，“你们真打算炮轰皇宫？”鹿钟麟冷着脸，“兄弟们炮栓都拧开了，可别逼他们。”硬气的话吓退了满朝太监，也敲碎了溥仪最后的幻梦。11月5日下午四点，汽车碾过宫门青砖，满清在皇城的最后一页被风掀过去。开车的正是鹿钟麟。

十二年后，1936年仲夏，鹿钟麟已脱下军装，辗转西北担任宁夏边屯顾问；溥仪却在长春伪皇宫里，穿着日本军部订做的黄绸袍，签字听命。两人命运分道扬镳，再无交集，直到1945年8月的巨响。苏军坦克冲破长春外廓，同一天，鹿钟麟透过延安的军委大礼堂收音机听到《对日作战胜利公告》；而溥仪被日本宪兵连夜推进一架破旧运输机，随即在沈阳东塔机场被俘——弧线各自坠落，却同归于一场新秩序。

再往后，故事线似乎走得更快。1950年，苏联把溥仪用列车送回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自食其力”四个字，成了他说不出口的艰难口令。糊纸盒、扫院子、写自传，皇帝手脚笨，不合格品堆得跟小山似的，同监号的老族人骂他“废品”。挫败感没让他崩溃，反而勾起一种近乎倔强的学习欲。他第一次认真翻《新华字典》，第一次把“公民”二字写得端正。改造期间，鹿钟麟也常收到管理所的简报，他对部下感叹，“这小子怕是要脱胎换骨了。”

1959年秋，中央决定实施首批特赦。毛泽东阅完名单，挥笔批示：“先放皇帝。”那句话后来被许多人津津乐道，但当时的溥仪更关心另一件事：出狱后在哪里糊口？周恩来询问他的专长，他支支吾吾提到医学，提到紫禁城文物修缮，最终被建议去植物园。60元月薪，给他买了第一辆二手自行车，也买来了植物学入门手册。晚饭后他蹲在苗圃边看蚂蚁搬家，偶尔被同事调侃“皇帝，别踩秧苗”。他不再恼火，只摆摆手，“早不是那回事了。”

植物园三百多个日夜淡如白开水，却磨去溥仪最后一点傲气。1961年春，组织上调他到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资涨到一百元。他写材料仍旧刮错别字，可对北京城的胡同掌故、紫禁城建筑规格信手拈来。文史馆需要这样的“活地图”，于是他被列入辛亥革命专题组，顺理成章得到参会邀请。会前准备名单时，他看到“鹿钟麟”三个字，眉头挑了挑，没敢多想。彼此沉默了三十多年，该说的究竟是什么？

10月13日上午十时，礼堂水晶吊灯亮得晃眼。溥仪换了件深灰色中山装，排队进入会场。刚刚就坐，他余光瞥见前排一位白发老翁，鼻梁高挺，军旅气质犹在——鹿钟麟。溥仪一下子站起，几步走上前，脱口而出两个字：“奇遇！”这声惊呼把周围记者的镁光灯引爆成雪片。鹿钟麟握住他的手，微微用力，像当年把公文塞进绍英掌心那样坚定。短暂沉默后，他笑道，“今天你还是想当皇帝，还是公民？”溥仪直视对方，“公民，而且心里真这么想。”简单对话，不到二十字，却把一段纠葛剪断得干脆。

随后，鹿钟麟把溥仪介绍给熊秉坤——当年武昌首义的枪声由熊打响，这位湖北汉子如今耳背严重，却仍精神矍铄。三人相对而立，背景板上“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八个大字朱红醒目。摄影师提出合影，熊秉坤爽朗一拍溥仪肩膀，“你坐中间。”快门咔嚓落下，一瞬间把封建王朝的末代君主、北洋时代的逼宫将军、辛亥首义的火枪手，锁进了同一张底片。镜头里没有仇恨，没有讥讽，只有皱纹与微笑。

外人不知，会后那张照片曾被送进溥仪的办公桌抽屉。多年后，照片边角磨损，他依旧舍不得扔。或许在他心里，那是对“新生”二字最直白的注解：旧皇帝可以拿户口簿，可以学会用铅笔削枝条，可以坐在逼宫者身旁谈笑。更重要的是，他终于不用担心任何人会再问一句，“你想当皇帝还是公民？”答案已随时光磨进骨子里——做公民，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