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六年七月，明廷旨令各布政使司（不含贵州），税田每亩加征“地亩银”三厘五毫以充军用，待朝廷剿灭建州女真后罢除，即大名鼎鼎的“辽饷”（明朝官方称此税目为“新饷”）。

只是事与愿违，万历四十七年三月明军大败于萨尔浒。为重组辽东的军队和防线，明廷不得不的进一步加大对辽东的军事投入。辽饷也就此增加了一倍到亩征七厘，但这仅仅是开始。

由于新任的辽东经略熊廷弼不支持“辽人守辽土”，明廷只得从内地各军镇征调士卒出关备御，军事投入也被进一步推高。为此兵工二部于万历四十八年春奏请每亩复加二厘，以补偿向关外输送兵马器械的各镇。

至此辽饷亩征九厘（期间又免除了京畿八府和山东六府的辽饷），总额计银五百二十万两。此时辽饷看着数额巨大，但既征收不齐，也严重不够用。

臣（汪应蛟）惟辽左用兵三载于兹，自辽沈继陷，时势益危，前议兵止十七八万，今三路布置共二十六万，并蓟辽总督添募将三十万矣。前议饷止八百万，今增至一千二百万 … 臣部所籍以给饷者仅三百六十六万而已，即以千二百万计之，尚未及三分之一也。

《筹辽硕画》

天启元年辽饷实收486万两(兵工二部提120万两、户部收366万两)，虽然缺额不算大，但明示了一个事实，田税征收已经趋近上限，不能再加派了。同时因明军在辽东的继续溃败（丢失河东），军费被进一步推高，当年辽东议饷高达1200万两。

注：“前议兵止十七八万”，指熊廷弼初任经略、河东在手时的规划（实际征调了12万）。熊二任经略时，三方布置的二十多万兵马以及蓟辽规模征募新兵的计划，明廷并未实际执行（因财政压力转而支持王化贞用兵更少的一路平推）。

巨大的财政窟窿，让户部尚书李汝华因身心俱疲而撂了挑子（连续九次请辞），新选尚书汪应蛟又各种推诿不愿就任。户部左侍郎臧尔劝不得不代行尚书事并召集廷议，商量了个“打脸”的开源办法，恢复万历朝榷税制度 -- 加派杂项和商税。

汪应蛟就任后上疏天启的《大兵四集新饷不敷疏》里的征税计划，其实就脱胎于臧尔劝的方案。主要内容为：

各盐运司盐课额增加54万两；

回收兵工二部加派的两厘地亩银（只收兵部所得的94万两）；

在两京、荆州等地制发新钱（铜钱），岁利约20万两；

典铺酌分（交易额的10%），预计年20万两；

军屯每石加银8分，预计年征35万两；

抽扣工食，（征徭役、差役时给付的口粮），预计年得20万两；

房产契税，预计年得20万两；

僧道度牒，年售20万两（计划的总额度为80万两，分4年售完）；

南粮改折（将北上漕粮部分高价折银，等若在南直隶加税），可得15万两；

除此之外，还有增加钞（海）关征额、库折布粟、东征新例（在大城市征收军饷银）、平耀仓谷（官仓将部分存粮折银上缴）、清查南直隶牧马地、请发帑金等等。总计二十款，预计总额384万两，这样再加上原实收的地亩银（366万两），辽饷预计可到750万两的规模。

除此之外，朝廷还缩编了新兵（为应对辽事而征募的军队）规模。山海关内外11万人，登莱、天津、东江、通州、密云等地新募兵9.1万人，总饷银缩了几乎一半，降到628万两的规模。

乍一看启动新税计划后，辽饷不仅无虞还能有节余，进而可降低地亩银，实际减轻农户负担（即降低造反概率）。但愿望美好，现实残酷。

首先加征的地亩银都难以收齐，对已崩坏的军卫屯田加税就更是空中楼阁了。另外这次加派杂项，户部并未给各布政司列出具体的征收额度，只是让它们依税目而征，各地官府哪有征收动力？

到了天启三年，经一年多的实施和推动，辽饷额收和额支的缺口还是高达164万两，“统计各省直京运民运，及盐引钞关等项，额收不过四百六十三万六千零耳，而各边运以及海运额支则六百二十八万三千有奇”。

为了填上这个缺口，时任户部尚书李宗延开始给各省设置各杂项的征收额，以期提高各地的实征数额。但是这种不怎么考虑各地实际情况的定额加派，导致地方“群起反抗”。

天启四年五月，户部左侍郎毕自严言奏报，“内保定八万石（加征米饷），该银四万，俱取给于杂项，该府止认一万一千两”；

天启五年五月，督饷御史丘兆麟奏报，“又楚之杂项原派二十四万，屡经藩司核报，止有十一万二千有奇”；

四川虽然只被加派契税银一万两，但也只认了不到五千两，“夫此一税契也，部派以一万计，即该省（天启七年）自认亦四千七百三十余两”；

地方会有这样的反应，并不是明廷已势弱到控制不住地方，而是严重缺乏专业财务能力和人力资源。既无法有效核算各省可征杂项及其合理额度，也无法定位有效税基。这导致各地加派执行很粗暴，大多是按总额平摊到户的征收。

注：崇祯朝相对于天启朝在征商上稍有进步，比如通过扶持牙行来弥补征税人力不足的问题（牙行换帖银）。崇祯十年杂项征收（不含盐课、钞关）达到220万两的规模，其中牙税一项就有67.5万两。

在党争激烈的天启朝，官绅民众的怨气和反弹自然会成为斗争的工具，各派系都有以“征商害民”弹劾、攻击各部和内阁的。至天启五年阉党上台后，更是兴起了“为商民请命，加派复归田亩”的热潮（具体可查阅笔者前几篇图文）。

天启三年至七年的辽饷缺额为，164万两、173万两、170万两、200万两。天启四年，各地杂项欠140万两。甚至到崇祯四年时，各地拖欠的天启六年和七年的杂项银仍有71.33万两未补齐 ……

所以明廷搞不定后金，除了兵员素质、指挥效率等军事差距之外，明廷孱弱的财税征收能力也拖了后腿。无法有效将国力转化为军事力量不说，还加剧了内部矛盾。

当然这也不能单怪天启、崇祯两朝的皇帝和官员们，因为征税能力弱是明朝的标志属性之一，在国朝之初就“逋欠”严重了。比如永乐迁都后，因税粮输送成本的暴涨，南直隶地区大面积欠税，折腾到宣德朝末期才部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