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风从田埂那边吹过来，带着干枯的玉米叶和遥远炊烟的味道。我站在故乡老屋的门口，门槛还是那个门槛，只是边缘被岁月磨得圆润发黑，像老人反复摩挲过的铜板。

门板上残留的红漆已经剥落得七零八落，露出木头本来的灰褐色纹理。两扇门之间那道缝隙，从前总被母亲用旧报纸仔细堵住，怕夜里灌进贼风。现在报纸早没了，只剩一条细长的光，傍晚时会像一把薄薄的金刀，斜斜地切进堂屋，切到八仙桌缺了一角的桌面，切到墙上发黄的全家福，切到我小时候最害怕的那张毛主席像——他好像永远在看我，仿佛知道我偷吃了灶台上的那半个红薯。

我把手放在门框上，指尖触到的不是记忆里的粗糙木刺，而是更深的空洞。木头被蛀虫吃过，又被白蚁啃过，再被雨水泡过，里头全是隧道和废墟，像我离开后这二十多年的光阴。

推开门的那一瞬，时间忽然塌陷。

堂屋还是那个堂屋，水泥地被磨得发亮，正中间摆着那张掉了漆的八仙桌，桌面上的花生壳印记还在，像一幅没人能读懂的古老星图。墙角的粮囤空了，只剩几粒陈年稻谷在缝隙里发霉。灶台上的铁锅生了锈，锈迹像一张褐色的地图，指向所有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我站在原地，听见二十三年前的自己正从里屋跑出来，光着脚丫，踩得“啪嗒啪嗒”响，喊着：

“妈！爸从镇上回来了！带了汽水！”

汽水当然是没有的。那是冬天，父亲从镇上回来，手里通常只有一小包劣质的红糖，或者干脆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身更重的疲惫。那时的我并不懂，只是把“汽水”当成某种魔法咒语，只要喊得足够大声，世界就会变甜一点。

现在汽水早就不甜了。我甚至已经很多年没喝过那种塑料瓶装的、开盖时“嘶——”一声的汽水了。它们被更高级的苏打水、气泡水取代，像故乡被高铁、快递、外卖、短视频取代一样彻底。

我慢慢走到灶台前，伸手去摸那口铁锅。冰凉。锅底还有一层黑色的锅垢，像结痂的伤口。我忽然想起母亲洗锅时总要用葫芦瓢使劲刮，刮得“嚓嚓”响，像在和什么较劲。她刮锅垢的样子，和她后来刮彩票的样子其实是一样的——用力、专注、明知希望渺茫却不肯停下。

门外传来一声狗吠，不是记忆里的那条黑狗阿黄，而是隔壁新搬来的年轻人养的萨摩耶，雪白蓬松，和这个灰败的村庄格格不入。

我转过身，背靠着门框，抬头看天。

天还是那个天，铅灰色的，压得很低。云层里有裂缝，透出一点病态的橘红，像老人嘴角溃烂的伤。风卷起院子里最后一片枯叶，在我脚边打着旋，像在问：你回来干什么？你还能待多久？

我没有回答。

只是忽然很想哭，又哭不出来。

站在故乡老屋的门口，我像一个迟到的客人，被时间锁在了门外。钥匙早就丢了，门缝里漏出的那点光，也越来越细，越来越冷。

也许再过几年，这两扇门就会彻底倒下，被野草和藤蔓吞没。也许再过十几年，这里会变成一个“美丽乡村”的网红打卡点，门口立着木牌：旧居改造民宿·每晚388元。游客会站在我现在的位置拍照，发朋友圈写“穿越时光的温柔”。

而我，大概只会成为相册里一张越来越模糊的背影。

风更大了。

我最后看了一眼堂屋，把门轻轻带上。

“咔嗒”一声，像谁把一整个童年锁进了抽屉。

我转身离开，没有回头。

因为我知道，再回头的时候，连门口的这点光，也不会再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