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女知青李亚茹返城前夜，颤抖地揭开上衣对丈夫说：“今晚，再做最后一次夫妻吧！”随后抛下丈夫与女儿果断回城，42年后与女儿重逢，女儿的话却让她泪如雨下...... 一、绿皮火车外的冰雪刀子 1969年腊月，上海北站的蒸汽模糊了李亚茹的玻璃镜片。她攥着红宝书的手心里全是汗，麻花辫上别着的毛主席像章硌得头皮发疼。 车厢里飘着雪花膏和搪瓷缸子的气味，男知青用筷子敲着饭盒唱《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她跟着哼时，看见窗外的梧桐树正被卡车拖走，树根上还挂着没化的残雪。 七台河的风像灌了冰碴子，刮在脸上比弄堂口的竹床还糙。李亚茹下火车时，棉鞋立刻和站台冻成一块，铁锹把磕在冻土上迸出火星子，惊飞了一群啄食粪粒的麻雀。 队长扔给她一副露指手套，破洞处露出的皮肤，三天后就肿得像蒸熟的小笼包，脓水渗进粗布手套，揭下来时连带着一层皮。 “亚茹，粪堆得刨松点！”生产队长的大喇叭在零下三十度的空气里变成闷响。 她哈出的白气冻成冰碴，糊在睫毛上，只能眯着眼看铁锹起落——那些冻得硬邦邦的粪块，在她眼里渐渐变成了外滩的石库门，每刨一下，就离弄堂口的油氽排骨香远一点。 二、漏雨教室里的体温 1971年惊蛰，李亚茹的钢笔字被贴在大队部黑板报上，粉笔字写的“嘉奖”二字旁边，是她画的向日葵。两天后，她抱着作业本走进村小教室，看见窗户玻璃碎了三块，寒风卷着雪粒子往讲台灌，前排孩子的鼻尖都冻得通红。 “我叫刘宝民，教算术。”穿泛白棉袄的男人突然在身后开口，吓了她一跳。他手里提着个铁皮炉子，炉子里的煤块烧得通红，映得他眼角的皱纹都是暖的。 从那天起，她的搪瓷缸里总有温热的红糖水，作业本上的粉笔批注旁，偶尔会多出几颗用铅笔画的五角星。 1974年夏天的暴雨来得猝不及防。李亚茹正在黑板上写“雷雨”二字，房梁突然发出“咔嚓”声，混着孩子们的尖叫。 她被课桌压住右腿，眼睁睁看着泥墙裂缝里渗进水来，直到刘宝民的后背猛地撞开教室门——他的棉袄前襟兜着半袋水泥，却在抱起她时轻轻说了句“别怕”。 泥水没过膝盖，他的布鞋陷进泥里，每走一步都要踉跄一下。李亚茹闻到他领口的汗味混着雨水，突然想起弄堂里修棕绷的匠人，也是这样带着股踏实的味道。 怀里的粉笔盒颠得哗哗响，她数着他后颈的白发，突然觉得，北大荒的冬天好像没那么冷了。 三、煤油灯晃出的离别 1978年春节，广播里的通知像炸开的二踢脚。李亚茹蹲在灶台前搅玉米糊糊，听见“知青返城”四个字时，木勺“当啷”掉进锅里，惊得趴在窗台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走。刘宝民正在给小雪擦雪花膏，三岁的丫头举着冻红的小手，奶声奶气地喊：“爸爸，香！” 夜里，煤油灯把李亚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像只折了翅膀的蝴蝶。她摸出藏在炕席下的返城证明，纸角被手汗洇得发皱，上海纺织厂的红印章在跳动的火光里忽明忽暗。小雪的脸贴在刘宝民胸口，发出均匀的呼吸声，男人的棉袄搭在椅背上，补丁摞补丁的袖口，还缝着她去年补的针脚。 “宝民……”她开口时，煤油灯突然爆了个灯花。男人转过脸，她看见他眼角的皱纹里积着煤灰，那是今天帮老乡修烟囱时蹭的。“今晚……”她的手指勾住他的腰带，触到粗糙的布料下嶙峋的肋骨，“再做回夫妻吧。” 刘宝民的下巴蹭过她的额头，胡茬扎得生疼。他的手落在她后腰上，像往年给她揉砸伤的手腕那样轻轻揉着，却在她解开蓝布衫时，突然把脸埋进她肩头——那滴落在皮肤上的眼泪，比北大荒的冰还烫，比她藏在枕头下的上海奶糖还苦。 四、弄堂口的异乡人 上海的梧桐叶在1978年秋天落得特别早。李亚茹站在纺织厂门口，看着胸前的工作牌，突然想起七台河的榆树——那里的树皮糙得能磨破手，不像这里的梧桐，叶子掉在地上都能映出人影。 流水线的噪音灌得她耳朵发疼，午夜梦回时，总会听见小雪奶声奶气的“姆妈”。她在弄堂口支起缝纫机，给人改裤脚时，常盯着人家女儿的花裙子出神——要是小雪在，该能穿上这么漂亮的布拉吉吧？ 62岁那年，电梯房的空调嗡嗡响着，却吹不散衣柜里的樟脑味。李亚茹对着镜子拔白头发，突然发现鬓角的霜色，和刘宝民最后一封信上的钢笔字一样淡。那封信还夹在《毛泽东选集》里，末尾写着“小雪会喊爹了”，墨迹被水渍晕开，像她每次读信时落下的泪。 五、县医院走廊的陌生温度 哈尔滨的出租车在雪地上打滑时，李亚茹攥紧了包里的搪瓷杯——那是刘宝民结婚时送她的，杯身上的红双喜已经掉了色。县医院的消毒水味刺得她鼻子发酸，直到看见那个穿白大褂的身影：挺直的肩线，鬓角的白发，像极了她年轻时在井台照见的自己。 “你是……”小雪的声音很轻，听诊器在脖子上晃了晃。李亚茹的喉咙突然被什么堵住，眼前的女儿和记忆里的三岁丫头重叠又分开，最终变成了刘宝民临终前攥着的那张返城证明——听说，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