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山东一乞丐讨饭28年，终于攒下230亩田、3800吊钱，接着盖了一座大房子，谁料，他跑到穷人家里，挨家挨户跪下磕头：“求求你跟我走吧，我什么都包，还帮你干活。” 一场春雨过后，鲁西平原的土地尚未干透，泥泞的田埂边，一个佝偻着背、皮肤黝黑的年轻人正挥汗如雨地在地头干活。 他叫武训，家境贫寒，自幼便为地主家打短工、做长工，只为换取一口饱饭。虽不识字，但他心地耿直，性格倔强，从不轻言认输。 那一年，武训在邻村一户姓李的大地主家干活。主家许诺月结工钱，工活繁重，他每天披星戴月，日夜劳作，不敢懈怠一分一秒。 可一个月过去，他小心翼翼地向主人讨要工钱时，却换来一声冷哼：“你一个粗胚，哪来证据？ 有字据吗？没有就是赖账。”武训虽不识字，但并非糊涂，连忙辩解自己受了多少苦、做了多少活，不料李家管事却大喝一声：“还敢撒泼？打！” 几名家丁应声而上，拳脚齐下，将武训打得头破血流。他踉跄着爬出门，被扔在村口的破草棚中。夜里，寒风如刀，雨滴顺着屋檐滴落在他身边。 他蜷缩在一堆破席中，浑身是伤，双眼血红，牙关紧咬。泪水混着血水滑落，他望着漆黑夜空，声音低沉而颤抖地喃喃道：“我不识字，人就欺我；若世人都识字，还有谁可欺？” 从那一刻起，武训立下誓言：讨饭也要办义学，让穷人家孩子识字、读书、明理，不再受欺辱。 自那以后，武七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乞讨生涯。不同于普通乞丐的苟活，他是有目标的。他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走村串巷讨饭，每一文钱都细细存下。 他从不赌钱，不饮酒，不沾女色，平日里一边要饭，一边干些杂活赚取工钱。 有人问他为何不娶妻生子，他说：“我这副穷骨头，有何资格拖累别人？若成家立业，便难专心办学，我只为义学而活。” 他的言行渐被乡民所知，开始有人尊他为“行乞先生”。 经过28年的艰苦积攒，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武训终于筹得4000余吊钱，又添置了230亩良田作为义学的永久资助。 他穿着破布衣，拿着多年乞讨的铜钱，找到杨树坊商议建校。杨劝他：“你年纪不小了，不如先娶妻成家。” 武训摇头道：“若娶妻生子，将来办学便掺了私心。我要无儿无女、无牵无挂，才能一心为天下寒门子弟。” 于是，武训将田地租给人耕种，以田租养学，自己仍以乞讨为生，所筹之资全部用于建校。不久，山东堂邑县境内第一座由个人出资兴办的义学在庄头落成。武训给它取名为“义塾”。 义学建好后，武训没有等着人自动送子前来，而是挨家挨户跪地恳求，尤其是那些贫苦农家的门口。 他一边磕头一边哀求：“孩子不识字，以后也要像我一样吃苦，送来读书吧！只要你愿送，我替你们下地干活也愿意。” 这般诚意感天动地，很快便有50余名孩子入塾。武训聘请了先生授课，对孩子们关怀备至。他亲自帮学生洗衣做饭，劈柴挑水，从不倦怠。 有人劝他说：“你既有了学田学舍，何不自住其中？”他却仍坚持住草棚，仍靠讨饭度日。他说：“义学是孩子们的，我若享用它，便有了私心。” 光绪年间，堂邑县知县得知武训义行，大为感动，专程到义学拜访他，称他为“乡贤”。更有大儒学者上书朝廷，请求予以表彰。 武训闻之，不喜反惊，说：“若我成了名人，百姓会以为我是为了名才办学，那我这二十多年便白活了。” 武训终其一生都在践行“兴学育人”的初心。他建了三座义学，收养过上百名贫苦儿童。1900年，武训因病辞世，终年五十六岁。死前仍交代门人：“田要留下来继续养义学，谁也不许变卖。” 他的义学坚持了多年，直到民国初年仍有人传其精神。 武训死后，其事迹渐被传颂。鲁迅虽曾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批评过“奴性”的武训精神，但更多的史家、教育家却称他为“布衣圣贤”“教育先驱”。 民国政府曾树碑纪念，后来更有电影《武训传》、话剧《行乞兴学》再现其感人一生。 他虽为乞丐，却胸怀苍生； 他虽无儿无女，却育人千百； 他虽不识一字，却办学传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