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潜伏在台湾的女地下党被抓捕前对特务说：“天要下雨了，我先把阳台的衣服收一下。”敌人没有察觉异样，答应她的请求。而那件取下来的旗袍，成为了她向我党传递的最后一份情报。
1950年初春的台北街头湿气弥漫，年轻女教师萧明华在教员宿舍晾晒的藏青旗袍随风摆动。
这袭寻常衣物即将成为她向党组织传递的最后信号——三天后特务破门而入时，她借着收衣服的举动向同志发出警报，用生命守护了潜伏在台湾的地下网络。
这位出生在浙江嘉兴的江南女子，自幼便显露出过人的聪慧。
小学毕业那年，教书先生拿着她的作文本感叹："这丫头要能念师范，准能教出好学生。"
这句话在少女心里扎了根，她果真考入开封师范学校。
抗日烽火烧到中原时，举家迁往重庆的萧明华转入当地师范，在嘉陵江畔继续求学。
命运转折出现在重庆师范的教职员宿舍，比她年长十岁的心理学教员朱芳春，时常带着油墨未干的进步刊物来找她二哥。
这个戴着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先生，总能把抗日救亡的道理讲得深入浅出。
有次防空警报响起，众人躲进防空洞时，朱芳春摸黑给她塞了本《西行漫记》，书页间还夹着半块充饥的绿豆糕。
1945年抗战胜利后，萧明华得到赴北平深造的机会。
在北平师院国文系的课堂上，她再次遇见改名换姓的朱芳春。
此时的北平城里，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如同雨后春笋，朱芳春悄悄把她引荐给地下学习小组。
经过两年考察，这个能把《资本论》核心观点编成顺口溜教给工人的姑娘，在1947年秋正式成为地下党员。
毕业前夕，台湾大学国文系主任台静农的邀请函跨海而来，这位昔日的师长在信笺上写道："明华吾生，台湾推行国语正需英才，盼渡海共襄盛举。"
组织连夜开会研判：随着解放战争推进，台湾将成为重要情报前线。
三天后，萧明华收拾起最珍爱的文房四宝，把鲁迅文集压在箱底，踏上了开往基隆港的客轮。
在台北温州街的教员宿舍里，新来的国文教员很快赢得同事好感。
她总穿着素色旗袍，上课时喜欢用台湾民谣讲解古诗韵脚，课余还在《国语日报》兼职编辑。
没人注意到，她办公室的《康熙字典》里夹着密写药水，备课用的红蓝铅笔藏着微缩胶卷。
1948年冬天，北平传来紧急密电：朱芳春因身份暴露转移来台。
两人在台北桥头的面摊重逢时，萧明华差点没认出这个蓄起络腮胡、改名叫于非的"商人"。
为掩护工作需要，组织安排他们假扮夫妻。
婚礼当天，真正的于太太在大陆托人捎来贺礼——条真丝红盖头，萧明华含着泪把它压在箱底。
这对"假夫妻"的工作室设在《国语日报》编辑部三楼。
他们以举办"国语演讲比赛"为名，暗中考察进步青年；借着采访军方人士的机会，收集沿海布防情报。
有次为获取要塞地图，萧明华连续三晚泡在军官俱乐部，把喝醉的参谋主任引到暗房拍照，自己却因酒精过敏浑身起疹。
1949年深秋，随着东南沿海陆续解放，台湾岛内风声鹤唳。
萧明华小组的电台被侦测，他们改用最原始的"死信箱"传递情报：把微缩胶卷塞进钢笔胶囊，藏在中药店称药的戥子里；将兵力部署图描摹在油纸伞面，借着雨天交给交通员。
最惊险的一次，她把整份高雄港布雷图裹在麻薯里，当着特务的面送给街角卖花的老阿婆。
危机在1950年农历新年爆发，萧明华三哥来台探亲那天，两个便衣突然上门查户口。
她边包饺子边周旋，顺手把密电码本塞进面粉袋。
特务走后，她连夜把重要资料埋进宿舍后的玉兰树下，却坚持留下继续工作："现在撤了，之前的情报链就断了。"
2月6日清晨，特务再次破门而入。
萧明华扫了眼阳台上晾着的旗袍，突然对领头的人说："天要下雨了，让我收件衣服。"
这个平常的要求背后，是事先约定好的暗号——取下衣物代表危险降临。
当她踮脚收衣时，隔壁杂货店的老板娘看见旗袍消失，立刻往对面茶馆摔了个茶碗。
在保安司令部审讯室里，这个文弱女教师经历了86天酷刑。
竹签扎进指甲时她背《满江红》，烙铁烫身时她哼《松花江上》，连行刑的特务都嘀咕："这女人莫不是铁打的？"11月8日清晨，狱警来提人时，她从容梳好发髻，把珍藏的钢笔悄悄塞给同监的年轻学生。
28岁的生命定格在台北马场町刑场，直到三十二年后，大陆有关部门才在当年敌档中查清她的真实身份。
1982年冬天，萧明华的骨灰由台湾爱国人士秘密护送回京。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松柏林间，汉白玉墓碑上仅镌刻着三个字——"归来兮"。
中国新闻网在专题报道中披露：这位传奇女杰生前收集的台湾军事布防资料，为后来东南沿海作战提供了重要参考。
当年她冒险保留下来的地下党名单，使得二十多位潜伏人员得以安全撤离。
而那件作为警报信号的藏青旗袍，如今静静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柜里，袖口处的补丁针脚依然清晰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