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麟死那天是1946年3月9日，哈尔滨刚刚化冻，他是单枪匹马走进那个叫水道街9号的地方的，没带警卫，没带枪，他身后留着的是东北抗联的荣光，而面前等着的，是一杯掺了氰化钾的热茶和七把快刀。 等人找到他时，尸体塞在床底下，身上七处刀伤，喉咙被割开，茶杯还温着，这一切不是日本人干的，是他“自家人”动的手。 这场暗杀早就安排妥当，军统戴笠那边早盯上李兆麟，他们恨他，不是因为他当过抗联司令，而是他现在在哈尔滨太有势了。 苏联人信他，老百姓也信他。他是中苏友协会长，还当着滨江省的副省长，他在这儿一站稳脚跟，国民党想重掌东北的算盘就别打了。 从1945年秋天开始，军统就几次三番想动手，一次投毒没中，一次冷枪误伤了《哈尔滨日报》的部长李钧，搞得一地鸡毛。 李兆麟警觉，又有战斗经验，一般人近不了身，军统这边急了，戴笠亲自点名：“务必除掉李兆麟。” 孙格玲这时候就出场了，她是中俄混血，长得洋气，眼睛大，嘴巴甜，早年在伪满干过，又给市长杨绰庵当过秘书，军统的人。 军统安排她化名“柳芭”，伪装成革命烈士的遗孤，混进中苏友协，贴近李兆麟。 李兆麟这人，对战斗警觉，对女人反而没防，孙格玲靠着“俄文好、懂政策”，慢慢成了李身边的“小秘书”。 她知道他每天几点去哪儿，爱喝什么茶，什么时候带警卫，什么时候单独出行，这些，全是暗杀需要的信息。 3月8日，孙格玲约李兆麟，说杨绰庵要找他谈“国大代表”的事儿，定在水道街9号，说得一本正经，李兆麟一听是老熟人，也就没太防着，谁想到，这一去成了永别。 水道街那屋子里一切都布置妥当，孙格玲亲手泡茶，茶里下的是氰化钾锂，李兆麟一口下去，立刻觉得不对劲，还没站起来，孙格玲就使了个暗号。 等在屋后的两个军统特务阎钟章和孟庆云冲进来，手起刀落，连捅七刀，最后还割了喉。 人杀了，尸体藏床下，他们本打算隔天清理现场，再散播“私会女特务被情杀”的谣言，把李兆麟从民族英雄变成“道德败类”。 可这事没盖住，李兆麟当天下午三点没按时回去，警卫李桂林立刻警觉，带人摸到水道街。 屋里没人，但茶杯里有毒，台历上还留着“下午三时 商定国大代表”的字样，再一查床底，尸体还没凉透，七处刀伤清清楚楚。 哈尔滨震动，苏联军管会和中共地方组织联合展开调查，锁定凶手，四月，凶手陆续落网。 孟庆云一开始被当成“背锅侠”，可他扛不住审讯，全招了，阎钟章也交代得干净，指向幕后主使军统少将余秀豪。 余秀豪这人，长年在东北布网，和杨绰庵关系深，这次行动，他一手策划，安排人员、准备药物、布置现场，甚至连如何栽赃都写成了方案。 事后他准备将孟庆云灭口，结果动作慢了半拍，人被抓了个正着。 孙格玲那边，听说风紧，连夜逃走，她穿了件俄式大衣，走的是苏军放松检查的侧路，搭了一辆伪装成运煤的车，一路到了天津，又转去台湾。 从那以后，她就成了档案里的“潜逃要犯”，一晃几十年，没人再见过她。 但逃出去并不等于安稳，孙格玲到了台湾后，一开始靠余秀豪接济，可没几年，余也出事。 他染上赌瘾，欠了一屁股债，组织嫌他不稳，切断了关系，1963年，余秀豪在台北一间旅馆里吞了安眠药，留下三行字：“我杀死了抗日功臣，我活该。 孙格玲后来靠跳舞、做陪酒女谋生，晚年落脚宜兰一个小镇，住在没人问的老公寓里，90年代病死，没人来认尸。 她这一生，从国民党的王牌特务，到台岛边缘人，最后连墓碑都是无名的。 而李兆麟，在他死后的第三天，哈尔滨上万人自发上街送行，队伍从兆麟街排到道里公园，整个城市仿佛静了。 他的警卫、同僚、邻居、工人，甚至许多苏联红军士兵，都举着挽联。 那一年，水道街被正式更名为“兆麟街”，道里公园改叫“兆麟公园”。 几十年后，1963年，周恩来亲自在李兆麟墓前献花圈，2009年，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 这个人，从抗联战场活下来，却死在了战后的阴影里，他不是倒在子弹下，而是倒在了同胞手里的刀下，那杯茶，那七刀，成了国共斗争最冰冷的一章。 他死了，但这个故事一直没被埋掉，因为太多老百姓记得那天的追悼会，记得那个老警卫哭着对着尸体喊：“旅长，咱们回不去了。” 参考资料： 高华主编，《中国特工档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