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政府面对钱荒采取的是“开源节流”的方式，钱禁、铜禁并加扩大铸造，实行“短陌制”和折二钱等等，但是局限于铜币本身币制被严重低估，铸币的扩大只能意味着政府实际亏本更多，如想恢复财政货币制度，必须从铜之外去寻找其他解决途径了。 如张杰在《天圆地方的困惑》所言：“唐代出现钱荒以后，政府以强制手段使钱帛平行行用，从实质上言，钱帛平行本位仍是铜本位。帛只不过是种忽而实物忽而媒介物的准货币而已，始终处于补救地位。 宋代又以铁、铅钱或交、会等补救之。渊源于宋代的折二钱、元明实行的多级钱制和短陌制、清咸丰时的十六级钱制无不表现出对铜本位百般地维护。” 这种“补救”，实际就是对不严格足值性和软约束通货量的补救，对政府以币筹资能力的补救，暂时性的贱化金属币材则是一个好手段。 特别是在宋代白银流通扩大、白银真正因商品流通扩张而对铜本位构成威胁的时期，铸造铅铁币以暂时贱化货币币材缓解对铜币的需求，以低贱的币材补救贱金属本位，令政府重新掌握了控制通货和币值的能力。 这种补救所牺牲的是流通的便捷性，因而在通用铁钱的四川地区，出现了用于寄存和兑取铁币的信用机构，进而就是私人兑换券的出现。其后不久，政府就垄断了这种信用，开始了政府发行纸币的时代。 如此，一番令人称奇的图景出现了，在贱金属本位不能满足货币流通需求且商品经济处于扩张的时期，显著地替代铜币、提升市场地位的竟是更为低贱、不便于交易的铅铁币，价值大、携带便利的金银货币尽管地位有所提升却遭到了贱金属的挤压，并未得到政府的“名分”。 当铅铁币出现流通不便的困窘时也未先引致金银货币需求与地位的大幅提升，而直接导致了信用货币——纸币的诞生。相比较于西方货币制度的演化，中国在金属铸币这个商品货币阶段显然出现了徘徊再跃进的情况。 宋代出现私人信用兑换券主要是由于铁钱流通已经超越了一般流通的负担能力，所谓“信用经济发达”主要是出于对于这种制度的无奈，而非经济规律使然。 贱金属币流通极其不方便，最简单也不需要信用机构承担风险的方法就是流通贵金属，放着足值、不需要信用就可以得到广泛接受的金银不用，却迂回着跳入了纸币时代，这无疑是政府维持贱金属本位以维护财政货币地位的策略和中国商品经济对高“价值密度”货币流通需求矛盾激化进而相互妥协的结果。 纸币制度维护了币制的财政性，其基础贱金属（铜）本位没有变化，又满足了商品流通中对大额货币的需求。 但是这种妥协的制度结果，较之于原来的纯粹铜本位，不严格的足值性、通货量软约束、政府垄断铸币权这“半信用半商品财政性货币”一鼎的三个“足”中，除了政府垄断铸币权不变，剩下两条都逐渐动摇，甚至于完全失去。 这也就使得以往相对均衡的货币的商品性和信用性的关系发生了决定意义的变化，纸币的物权准备被逐步削弱，甚至于几乎消失。 北宋纸币是地区性的可兑换纸币，而且纸币有使用期限，定期必须更换新币；南宋则是已将纸币推广到国境内大部分地区，区域性纸币仍有但是已开始发行全国通用的纸币，仍旧可以兑换铜币，但是南宋铸币极少。 金的情况与南宋相似，不过更早出现了不必按期更换可长期流通的纸币；元代铸钱也极少，基本一朝全国专用纸币，时而可兑换又时而不可兑换，多数时期无法兑换，且元代纸币的本位比较复杂，丝、钱、银均被当做纸币的物权准备。 明代纸币则更加统一，且纸币不设本位也不得兑换，纯粹凭空发行，完全无准备金。明代纸币在明前期还尚可使用，到了明中晚期虽未被废除但已形同废纸。 而自宋元时期以来在商品流通中地位不断提升的白银，由于受明代海外贸易贸易顺差扩张的影响，其流通量得到了巨大的增长，这也使得政府无力继续排斥贵金属的流通、维护财政币制了。 嘉靖四年，“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 隆庆元年，明穆宗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无论财政收支还是市场流通，铜本位的主导地位已经丧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