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清理一座唐代古墓的时候，无意中找到一只空心的银手镯，手镯里边竟然塞着一张纸，从而，一个“惊天秘密”被揭开! 1944年的春天，成都还笼罩在抗日战争的阴霾中，但生活总要继续。四川大学决定在校园内修建一条从荷花池通往锦江边的道路，好方便师生们的日常出行。 4月的某一天，施工现场突然传来工人们的惊呼声。原来，当他们挖到距离江边大约五六十米的地方时，铁锹碰到了几块硬邮邮的东西——仔细一看，竟是几块古色古香的方砖。工人们立刻意识到这可能不是普通的建筑材料，赶紧停下手中的活计，向学校汇报了这个发现。 消息很快传到了川大考古专家冯汉骥的耳朵里。这位在学术界颇有声望的教授，一听说挖出了古墓砖，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和同事杨有润匆匆赶到了现场。他们仔细查看后确认，这里确实埋藏着古代墓葬。 接下来的清理工作进行得小心翼翼。冯汉骥他们发现，这里总共有四座墓葬，其中三座紧挨着排列，从墓葬的形制和出土的器物来看，应该是南宋时期的小型墓葬。而另外一座，则明显更加古老——这是一座唐代的墓葬。 刚开始的时候，考古工作进展得波澜不惊。墓中出土的大多是一些常见的陪葬品，虽然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并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惊喜的发现。直到他们开始清理那座唐墓中的女性遗骨。 当冯汉骥小心地从这位唐代女子的右臂上取下一只银手镯时，谁也没有想到，一个改写世界印刷史的重大发现即将浮出水面。这只银镯看上去平平无奇，样式也算不上特别精美，在那个年代，这样的银饰品并不算罕见。 然而，当他们把银镯带回研究室，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下仔细观察时，意外发生了。冯汉骥敏锐地注意到，这只银镯并非实心的，而是中空的结构。更令人吃惊的是，在银镯的破损处，竟然隐隐约约露出了一点纸张的边角！ 这个发现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要知道，在潮湿多雨的四川盆地，纸张这样的有机物质能够保存千年以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冯汉骥手法极其轻柔地将这张纸从银镯中取了出来——原来，这是一张被对角卷成筒状的丝绢纸，虽然历经千年，但摸上去依然＂有如橡皮＂一般柔韧。 当冯汉骥和他的同事们仔细研究这张神秘的印刷品时，最让他们兴奋的发现出现在纸张的最上方。那里清清楚楚地印着一行汉字：＂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X近卞家印卖咒本。＂这短短的一行字，却包含着巨大的历史信息。 要知道，成都原本叫＂蜀郡＂，改称＂成都府＂是在唐肃宗至德二年，也就是公元757年十月以后的事情。这个细节为确定这张印刷品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线索——它的印制时间绝对不会早于公元757年。结合墓葬的形制、出土的其他器物，以及印刷品上那典型的唐代书法风格，专家们推断这件珍品大约诞生在公元800年前后。 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张印刷品详细记录了它的出处——龙池坊。在那个年代，敦煌石窟里发现的早期印刷品都没有标明印制地点，而这件成都出土的《陀罗尼经咒》却明明白白地告诉后人，它来自成都的龙池坊，是由卞家负责印制和销售的。 但是，龙池坊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困扰了学者们好几十年。 根据史书记载，唐朝时的成都城内共有112个坊市，龙池坊就是其中之一。冯汉骥当年就推测，这个坊市大概位于成都城的东北部，因为唐朝以前成都城内的各种大池子大多集中在东北区域，而且以＂龙＂字命名的地方也不止一处。但具体位置在哪里，谁也说不准。 时间一晃就到了1992年。这一年，日本京都大学专门研究文献史的和泉新教授专程来到成都，就是想实地考察一下唐朝成都的印刷遗迹。当他听说了＂龙池坊＂这个地名时，立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惜当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能够确定这个地方的具体位置，这让这位远道而来的日本学者颇感遗憾。 四川省图书馆的资深研究员田宜超听说了这件事，心里很不是滋味。一个外国学者千里迢迢来研究我们的文化遗产，我们自己人却回答不上来，这实在说不过去。 田宜超下定决心要解开这个谜团。他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翻阅了大量的史料典籍，终于完成了一篇重要的学术文章《一九四四年成都东郊出土梵文〈不空羂索秘密陀罗尼咒〉木刻印本跋》。在这篇文章里，他不仅进一步确认了《陀罗尼经咒》的印制年代应该在公元757年到845年之间，还成功破解了＂龙池坊＂的地理位置。 田宜超认为，既然这个坊市叫＂龙池坊＂，那它肯定离龙池不远。经过反复考证，他确定昔日的龙池坊就位于今天天府广场到后子门一带，大约在现在的四川科技馆附近。 这个发现意义重大。它不仅解开了困扰学者们近半个世纪的地理谜题，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早在1200多年前，成都就已经有了专门的印刷作坊，而且还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产业。那个时候的成都，不仅造纸技术发达，印刷业也已经相当成熟，甚至连远在敦煌的《金刚经》都可能晚于这件成都的印刷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