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市市长陈毅来到一家面馆吃面。突然，进来一位老农，正在吃面的陈毅竟然愤怒地拍桌喊道：“让你们老板出来！”这到底是咋回事？
黄浦江畔，晨雾未散，陈毅推开一家面馆的木门，殊不知，这顿午饭将揭开上海街头的一场风波。1949年的上海，刚刚迎来解放的曙光，南京路上车马喧嚣，摊贩的叫卖声与电车的铃声交织成一曲新生城市的交响。陈毅一身灰布便装，头戴布帽，身后只跟了个警卫小李，像是街头最普通的行人。他推门而入，迎面扑来的面香和炉火的暖意，让人不自觉放慢了脚步。
“两位，里边请！”服务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操着一口上海话，笑得满脸春风。陈毅点点头，随意挑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目光却在店里游走。面馆不大，七八张桌子挤得满满当当，食客们低头吃面，热气腾腾的汤碗里飘着葱花，墙角的炉灶上，水汽弥漫。陈毅的嘴角微微上扬，这烟火气，正是他想感受的上海脉搏。
“来两碗阳春面。”陈毅的声音低沉而温和。小李在一旁补充：“多放点葱。”服务员应了一声，扯着嗓子朝后厨喊：“一十，阳春面两碗！”陈毅的耳朵动了动，捕捉到“一十”这个词，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
面馆的门帘一掀，进来个老农，衣裳上还带着田间的泥点，背微驼，眼神透着拘谨。他小心翼翼地找了个角落坐下，手在桌上摩挲，像是怕弄脏了桌子。服务员瞥了他一眼，笑容瞬间收敛，语气冷得像冬天的黄浦江：“要点啥？”老农低声说：“一碗阳春面。”服务员哼了一声，转身喊：“十一，阳春面一碗！”
“一十，十一……”陈毅喃喃自语，目光在服务员和老农之间游移，像是嗅到了什么不对劲。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面馆里此起彼伏的吮面声和笑谈声填满了空间。陈毅和小李的阳春面早就端上桌，汤清面韧，葱花点缀得恰到好处。可角落里的老农，面前却空空如也。
陈毅的筷子停在半空，眼中闪过一丝冷光。他侧头看向小李，低声道：“这不是怠慢，是故意区别对待。”小李刚要开口，陈毅摆摆手，示意他别出声。就在这时，老农的阳春面终于端了上来——一碗汤寡得几乎见底，面条稀稀拉拉，连半根葱花都没有。相比陈毅桌上那碗热气腾腾、配料齐全的面，这碗“阳春面”简直寒酸得让人心酸。
“把你们老板叫来！”陈毅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像是战场上的号令。面馆里的喧嚣瞬间静止，所有人都转头看向这个不起眼的便装男子，空气仿佛凝固。
服务员愣住了，脸色刷白，手里的托盘差点摔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您……您这是……”陈毅冷冷地看着他，重复道：“叫老板。”服务员不敢再问，跌跌撞撞跑向后厨。不一会儿，一个满头大汗的中年男人匆匆走出来，腰弯得像虾米，脸上堆着慌乱的笑：“这位先生，有啥问题？咱慢慢说……”
陈毅的目光如刀，直刺老板的眼睛：“你这店，服务员喊‘一十’‘十一’，是啥意思？为啥这位老哥的面，等了半天才上，还上这么一碗东西？”他指了指老农桌上那碗可怜的面，语气里压着怒火。 老板擦了把汗，支吾着解释：“这……‘一十’是给看着体面的客人，‘十一’是给……普通点的。咱这小本生意，想让大客户满意，没别的意思……”话没说完，他被陈毅的眼神吓得噤了声。
“没别的意思？”陈毅冷笑一声，声音陡然拔高，“新中国刚成立，上海刚解放，你们还在这搞旧社会的等级那一套！这叫公平吗？这叫为人民服务吗？”他顿了顿，指着老农，“这位老哥，和我一样，走进你这店，就是你的客人。凭什么他要受冷眼，凭什么他吃的面连汤都没有？”
面馆里鸦雀无声，老板低着头，汗珠顺着额角滑落。老农抬起头，眼神复杂，像是没想到有人会为他出头。陈毅深吸一口气，语气缓和了些，但依然坚定：“立刻给这位老哥换一碗像样的面，再当面道歉。”
老板连连点头，亲自跑去后厨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阳春面，汤清面多，葱花飘香。他躬身向老农道歉，声音颤抖：“对不住，是我们不对，您多包涵……”老农摆摆手，憨厚地说：“没事，面好就行。”他低头吃面，嘴角终于露出了一丝笑。
陈毅没再多说，带着小李离开面馆。黄浦江的风吹过，带着丝丝凉意，他站在街头，目光扫过熙攘的人群，喃喃道：“上海要变天，旧习气得连根拔。”回到办公室，他立刻召集相关部门，部署了一场针对餐饮服务行业的全面整顿。
从南京路到外滩，从小面馆到大酒楼，凡有区别对待顾客的行为，一律严查。不到一个月，上海的餐饮业风气为之一新，市民们提起陈市长，无不竖起大拇指。
陈毅的这次整顿，不止改变了上海的餐饮业，更折射出1949年新中国追求社会平等的宏大图景。
据史料记载，陈毅在上海接管期间，不仅打击了银元投机和物资囤积，还通过政策扶持民族资本家，解决劳资纠纷，稳定了城市经济。他提出的“举座皆欢”理念，强调不让任何群体被边缘化，成为新中国初期社会治理的指引。餐饮业的整顿虽是小事，却如涓涓细流，汇入上海乃至全国追求公平正义的洪流，为社会主义“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