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8月的一天，上海延安东路的36路电车上，一个退伍老兵死死盯着车厢另一头

1957年8月的一天，上海延安东路的36路电车上，一个退伍老兵死死盯着车厢另一头的陌生男人，他的手在发抖，眼睛却越看越狠，这个男人不是别人，正是他八年前在济南差点死在他手里的日本间谍——河下谷清。 徐永卿，那年四十三，刚从部队转业，受命到上海帮铁路局搞培训，那天中午刚下课，路过南京路，想随便逛逛。 谁知就在电车上瞄了一眼，一个人影差点让他魂飞魄散，那人穿着中山装，头发花白，但一抬头，眼角那颗痣、眉下那道刀疤，还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架势，一下子把徐永卿拽回了1945年的济南。. 那年，河下谷清化名“尤志远”，冒充反战知识分子，在铁路局搞“反战联盟”，专门拉中国青年入伙。 徐永卿当年是铁路工会干事，差点被拉进去了，后来看出不对劲，偷偷报警，但没想到情报泄露，自己反被河下谷清盯上，差点在车站被人绑走，多亏地下党同志及时救了他。 那场电车上的偶遇让徐永卿浑身冒汗，他立刻下车，追着那人跑进了四川中路菜市场，结果在人群中被甩了。 他不敢耽搁，第二天就找到了他当年的上级，也是华东军区司令许世友。许一听拍案而起，马上找上海公安局，说：“把他给我找出来！” 这不是普通人，这是当年日军在山东专门训练出来的情报头子，战败后没回日本，反而换了身份藏在中国，还娶了个舞女当老婆，在上海开电器修理店，许世友清楚，抓住他就是立功。 上海警方第一步是找人，得从他老婆那入手，当时上海舞厅里跳舞的女人不少，筛查下来，浙江籍的舞女有七百三十二人。 这事一时半会真查不完，侦查员吴一竹是个老刑警，他不按套路出牌，直接找了几个舞厅老板打听：“有没有嫁过日本人或长得特别怪的？” 老板们一合计，提供了三个名字：时春萍、王巧玲、贾贤珠，一个一个查。 时春萍的丈夫是个汪伪时期的小官，抗战后被抓进去了。排除。 王巧玲的丈夫是国民党特务，早跑台湾了，照片对不上。排除。 贾贤珠那位丈夫自称“曾福山”，长得还真有点像河下谷清，可等徐永卿一看，摇头：“不是他。” 这事一度卡壳，没想到，就在这时候，三封举报信让整个局面豁然开朗。 一封来自铁路工人樊纯芳，一封来自纺织厂工人洪志勇，还有一封匿名信，全都指向一个地方：虬江路旧货市场。 这地儿热闹，小商贩、修理铺一堆，信里都说，有个叫“大山岗”的修电器的，长得像河下谷清。 有时进货还用过“尤志远”的名片，有人说他会说几句日语，有人见他收集地图，有人说他有北海币。 警方派人去蹲点，这个“大山岗”确实有点问题，不仅买卖旧电器，还时不时用老婆的关系搞来假身份证。 有一次，一个工人手机修不好找他理论，被他老婆挡在门口，男的手里拿着电棍，一看就不像普通修理工。 1958年夏天，线索越来越实，警方决定设伏，八月初，他们掌握到“大山岗”准备出城，可能去南京或苏州。 那天早上，火车站人来人往，“大山岗”背着个黑皮箱，慢悠悠往月台走，几个便衣一下围上去，箱子一拎，沉得吓人，里面全是通信设备和照片资料。 “尤志远是吧？”那人愣住了，不出声，直到另一个老警察上来一句：“河下谷清，该清账了。”他脸色一下变了。 押回去后，河下谷清一开始死不承认，全说自己是朝鲜人，是东北来做生意的，可警方拿出徐永卿提供的老照片，还有他1945年前后在济南的档案，还有他曾用名的对照记录。 他心里防线开始崩，真正压垮他的是两个名字：徐永卿和许世友，他听到这两个名，脸一白，手开始哆嗦，几个小时后，他主动开口，认了。 他交代得很详细，战败后，日本军部秘密派他潜伏中国，化名“尤志远”，任务是收集新中国工业发展情报，搞“情绪侦察”，还计划发展旧部。 他在上海落脚后，利用妻子舞女的关系搞身份证、打通关系，在虬江路落脚，他还伪造北海币，为情报交换用。 他说：“其实我最怕的就是碰见徐永卿。” 最终，法院判他无期徒刑，这个消息当时只在公安内部通报，并没有公开。 但十几年后，1977年，他因为表现“稳定”被提前释放，送回日本，更荒唐的是，回去后他继承了一笔家产，成了富豪，听说晚年还几次提到许世友，说感谢他“没枪毙我”。 这事后来成了公安内部教材，徐永卿和许世友的配合也成了老公安口中的传奇，他们说，真要抓特务，不光得靠老经验，更要靠群众。 参考资料： 《档案揭秘：新中国早期反特实录》，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