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香港古玩市场，出现一组14件商朝青铜编钟，竟无人问津。馆长马承源赶紧用60000元买了下来。回来后，专家鉴定说：“假的。”马承源却说：“我早看出来了。” 编钟作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重要象征，具有悠久的历史。从西周时期起，编钟便已在中国宫廷礼乐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象征着权威和神圣的乐器。其历史的发展和演变，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变迁以及礼制的演进。 最早的编钟出现在西周时期，当时的编钟由三枚钟组成，大小不一，音色各异。随着时间的推移，编钟的形制逐渐发生变化，进入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后，编钟的数量显著增多，常见的组合有9枚和13枚一组。每枚钟的大小、音高和音色都有严格的规定，通过精密的工艺打造，使得每一枚编钟都能发出清晰且和谐的音调。 作为“八音”中金之属的乐器，编钟在先秦时期主要用于宫廷的礼乐活动。在宫廷中，编钟往往被视为一种礼制重器，在重大典礼、祭祀仪式以及君王出征时都会使用。每逢朝见、征战、祭祀等重要场合，编钟的声音都成为天地神灵与王权的联结纽带。 在周朝，编钟的使用尤为频繁。它的出现与社会礼制和宗教信仰紧密相连。编钟是君王向天帝和祖先表达敬意的工具，也是展示国家威仪的象征。每一次钟声的响起，都是对天地神灵、祖先以及天子的权威的宣告。编钟在这种仪式上的使用，体现了古代社会对秩序、神灵与人类之间关系的高度重视。 时间来到1992年的一天，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来到香港一家不起眼的古玩店。在店里角落，他一眼就看中了一组14件布满灰尘的青铜编钟。虽然编钟的样式是西周时期的，但从腐蚀程度看，像是新出土的。更让他疑惑的是，编钟上铭文是凹陷的，似乎这套编钟是残缺的。 残缺的文物不仅价值大打折扣，也影响历史研究。马承源百思不得其解，心想莫非是伪造的？可若是假货，又何必刻残缺的铭文呢？直觉告诉他，这套编钟绝非赝品。当时店家开价7万港币，马承源立即说:＂我买了，你先别卖给别人。＂ 马承源火速赶回上海，想方设法凑齐6万港币巨款，将这组编钟买了下来。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博物馆的专家们一致认为，这套编钟是赝品。有人甚至笑话他也有看走眼的时候。面对质疑，马承源淡淡地说:＂我早就看出来了。＂ 真相大白是在几年后。1997年，考古人员在山西曲村晋侯墓地，挖掘出两枚与编钟工艺一致的小型甬钟。经过反复鉴定，专家惊奇地发现，这两件甬钟不仅工艺和编钟如出一辙，连铭文内容也前后呼应。由此证实，它们本就是一套的。这一结果无疑宣告:马承源买下的，正是价值连城的商朝国宝。 令人唏嘘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古墓遗址遭遇大规模破坏。在利益驱使下，不法分子将大量文物盗挖倒卖。这批国宝，一部分流入国外拍卖，成为富豪们争相竞价的藏品；另一部分则在国内鱼龙混杂的古玩市场兜售。当时香港还未回归，自然成为最理想的文物交易地。商朝晋侯编钟的流落，正是这股歪风邪气的产物。幸得马承源先生慧眼识珍，才让这批瑰宝回到祖国怀抱。 透过晋侯编钟的历史，我们更能体会文物工作者的不易。在鱼目混珠的古玩市场中，鉴定文物真伪谈何容易。若非马承源多年积累的眼力，这套编钟极可能就此流落海外，成为国家文物界的巨大损失。他的先见之明，既挽救了国宝，也给后世以警示:保护文物刻不容缓，否则珍贵历史瑰宝随时可能就离我们远去。 晋侯苏编钟究竟有多珍贵？这组编钟共有16件，分为两组，虽大小不一，音律却和谐动听。铭文多达355个，详细记载了周厉王时期的东夷之战。当年晋侯苏随周王征伐有功，才得此殊荣。 要知道，编钟在西周是皇家的专属之物，被誉为＂国之重器＂。周厉王将如此贵重的乐器赐予晋侯苏，足见对其赏识之深。我们可以想见，当晋侯苏载誉归来时，族人 该有多么自豪。这套国宝，想必在其家族中传承了不知多少代。 千百年后，这批价值连城的文物几经易手，最终幸运地回到故土。它们不仅为西周历史填补了空白，也让世人重新认识了这一时期的工艺水准。据专家考证，晋侯苏编钟所用青铜，其冶炼技术之精湛，足以媲美商周时期诸多名器。这批国宝的现身，无疑为商周青铜器增光添彩。 如果将晋侯苏编钟与商朝其他青铜器相比，其价值更是不言而喻。譬如司母戊鼎，净重达875公斤，堪称青铜器之最。晋侯苏编钟虽体量稍逊，但就工艺、外观和历史价值而言，同样令人叹为观止。恐怕古人也难以想象，数千年后，这批乐器会成为无价之宝。 时至今日，国家文物局已将晋侯苏编钟列为禁止出国展品，其估值更是超过10亿元人民币。回首当年，若非马承源先生慧眼识珠，这批国宝极可能就此流失海外。设想一下，倘若铭记先祖荣光的晋侯苏钟永远沉睡异国他乡，那该是怎样的民族之殇？ 所幸，在马先生的精心保护下，这批国宝终于重见天日，成为举世瞩目的文物瑰宝。每一件流落民间的古物，都可能是晋侯苏编钟那样的惊世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