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外交部的办公室里，几位领导正规劝一位21岁的青年，希望他能来外交部工作。 这已是第二次邀请了，可是，青年还是没有答应。 厉声教这人，来头不小。他1935年出生，家里文化氛围浓得不行。父亲厉麟似是民国时期有名的外交家和学者，30年代帮犹太难民在上海落脚，被人称为“中国的圣雄甘地”。母亲唐丽玲是钢琴家，还在浙江大学教音乐。这样的家庭，愣是把厉声教培养成了个全才。他小时候就聪明得吓人，6岁会写对联，8岁能作诗，到了青少年时期，英语已经好到能写诗了。1952年，他考进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修经济地理。大学里，他不光学习好，还爱运动，是校篮球队的主力，全国比赛都上过场。更厉害的是，他还用英语写过自传，教授看了直夸，同学都服气。 外交部看上厉声教，不是瞎猫撞上死耗子。1956年，中国外交刚起步，国家急需懂专业、会外语的人才。厉声教学地理，又精通英语，简直是块天生的外交料。可他自己不这么想。他觉得自己更适合搞研究、教书育人，而不是去外交部跟人斗心眼儿。所以，头两次邀请，他都谢绝了，态度还挺坚决。 可外交部也不是好糊弄的。他们觉得这小伙子太有潜力了，不能轻易放手。第三次，他们直接放大招，请了个大人物——刘泽荣出马。刘泽荣是外交部顾问、全国政协主席，资历老、威望高。他亲自跑到厉声教那儿，跟他聊了聊国家大事和外交的意义，还把自己的人生经验拿出来讲。厉声教听着听着，心里有点动摇了。他开始明白，外交不只是应酬，还关系到国家的大局。最终，他点了头，决定试试这条新路。 1956年9月，厉声教进了外交学院，在世界经济教研室当教员。刘泽荣成了他的导师，手把手带他。厉声教适应得很快，工作能力也强。1958年，他才23岁，就有机会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海洋法的事儿。他的思路清楚、见解深刻，连周恩来都对他刮目相看。毕竟，周恩来跟厉声教的父亲在欧洲留学时就是朋友，看到老友的儿子这么出色，心里肯定挺欣慰。 接下来的日子，厉声教一步步成了外交圈里的重要人物。他参与了跟缅甸、印度、朝鲜、苏联的边界谈判，帮中国处理了不少棘手的领土问题。1973年，他还发现外交部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出了错——12海里领海宽度跟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混了。他连夜写信给周恩来说明情况。周恩来反应快，马上让外交部长乔冠华改了过来，避开了一场外交麻烦。这事儿让厉声教在部里名声大噪，大家都觉得他靠得住。 1982年，他在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又立了大功，帮着起草和完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中文版。他的国际法知识和语言能力，让中国在这份公约里的利益没吃亏。后来，他还干过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驻巴巴多斯代办、驻多伦多副总领事等活儿。不过，他最拿手的，还是领土和海洋法这块。 退休后，厉声教也没闲着。他继续写文章、教书，当过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还带了不少年轻外交官和学者。2017年8月6日，他在北京去世，82岁。他这一辈子，既有个人才华的闪光，也有对国家的实打实贡献，挺值得人琢磨。 厉声教这人，从一开始不愿意，到后来挑起大梁，挺有意思。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有时候得面对选择。个人理想重要，可国家需要也不小。厉声教最后选了外交，没辜负自己的才华，也没辜负国家的期待。他的经历接地气，也挺有内涵。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学术圈跳到外交圈，还干得这么出色。 想想看，1956年那会儿，外交部的领导为啥非得劝他？一个21岁的年轻人，到底值不值得这么费心思？厉声教的故事里，有坚持，有妥协，也有成长。他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不管选哪条路，只要用心，都能干出名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