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有书君 · 主播 | 杨枪枪
各位亲爱的书友，大家好，我是 杨枪枪 。
上一节我们讲到了 杨振宁赴美留学，毕业后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就职，和李政道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故事。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待了十七年，在这里娶妻生子，留下了很多美妙时光。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离开普林斯顿之后的人生经历。
在石溪，开辟一片新天地
当初杨振宁到普林斯顿时，本来只打算待一年，因为他的导师费米提醒说普林斯顿 “有一点像中古的修道院”，研究方向太理论化，容易变成形式主义。
但杨振宁却在这座“修道院”里待了 17 年，直到 1966 年才离开。
他评价说，普林斯顿 是名副其实的象牙塔 ，但象牙塔毕竟不是整个世界。
离开普林斯顿后，他去了新成立不久的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物理研究所。
对他来说，能为建造一所新的大学而出力，这种挑战更令人兴奋。
当时纽约州为 了 促进 本地大 学学术 的 发展，决定设立五个科学讲座教授的 教席 ，命名为 “ 爱因斯坦讲座教授 ”。
纽约大学石溪分校跟杨振宁协商，如果学校能争取到“爱因斯坦讲座教授”的教席，他就会到这所学校来就职。
除了石溪，纽约还有好几所颇有竞争力的高校，但只有石溪在他们的申请表上，附上了杨振宁同意到石溪来的一封信。
此时 ， 杨振宁已经被公认为是当时世界顶尖的理论物理学家，所以教育局很快就批准了石溪分校的申请。
此外石溪分校还动员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好友，当时在石溪分校任职的张守廉，游说杨振宁参观石溪分校的校园。
那是一次令人愉快的行程，惊鸿一瞥之下，海湾上的落日如同镶在窗户上的美景，让杨振宁一家立刻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杨振宁 知道，要 创建 一个顶级的 理论物理研究所 ， 最重要的就是 要 找来 顶级 的人才。
除了招揽一些年轻优秀、有潜力的物理学家，杨振宁还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大师级人物，邀请他们到石溪分校担任长期教职，或至少前来访问，作学术交流 。
比如，杨振宁曾多次邀请自己的偶像 ——英国大物理学家狄拉克来石溪访问。
狄拉克是 193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并被公认为时爱因斯坦之后，在场论方面最重要的物理学家。
杨振宁评价他的文章清简通畅，没有一点多余的渣子。
那么，狄拉克能精简到什么程度呢？
据说他 曾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学校 作 演讲， 结束后 有个学生站起来问 道 ：
“刚才您写在黑板上的那个方程式，我不懂。”
狄拉克很久都没 吭声 ， 直到 主持人 问他可不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他回应说：
“这不是一个问题。”
还有另外一次演讲时，狄拉克经过一系列的推演，得出一个结论。
此时又有一个学生站出来，说自己没有了解某个要点，请他再解释一下。
狄拉克解释后，学生说现在的解释跟刚才完全一样。
狄拉克说：
“是的，因为这是最好的解释。”
另一位杨振宁极力招揽来的科学家叫施温格，曾和费米等人一起获得了 1965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68 年，杨振宁亲自写信给当时在哈佛大学的施温格，邀请他到石溪分校来任教。
信中说：
“即使像哈佛大学这样最负盛名的地方，也不能给您增加荣耀，而您却会给您选择加入的任何研究机构带来荣耀。”
虽然施温格最终没有加盟，但他还是来石溪分校作访问学者，并且讲了一系列的课程。
有意思的是，施温格讲课时杨振宁并没有出现，这是因为他的科学风格跟施温格相当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他招揽施温格。
所以业内人士评价杨振宁，说他有效地避免了学术圈子里常见的 “近亲繁殖”现象。
比如，他自己虽然对超引力场和 超弦理论的发展有所保留 ，但却积极邀请这些领域的科学家来石溪分校任教。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是一个科学上的独行者，而不是一个帝国的建造者。
杨振宁退休后，他的继任者评价他： 好的管理并不是 文山会海 ，而是把时间集中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那就是 决定 大的 方向。
杨振宁 开会时 ，总是先讨论重要的论文和科学发现，然后才 谈 行政问题， 会风也像他的文章一般精简， 从 不 冗长 。
除了做好研究所所长的工作外，来到石溪后杨振宁的学术研究也成果颇丰，比如发现了 “杨—巴克斯特方程 ”。
1967 年下半年杨振宁写了两篇相关的论文，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方程式。
1972 年，澳洲的物理学家巴克斯特在研究统计力学中的新模型时，也写出了一组方程式。
等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有些物理学家惊奇地发现，这两个方程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命名为“杨 — 巴克斯特方程 ”。
之后 “ 杨 — 巴克斯特方程 ”有力地推动了 物理和数学方面 的进展，尤其是在数学中。
许多 新的 数学分支 都跟它 有关 ， 包括 且不限于 拓扑学中的结理论和辫子理论、三维拓扑，另外还有量子群、微分方程 、 算子理论以及代数 ， 等等。
很快，更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
1990 年 8 月 国际数学大会 在日本京都举行， 并颁布了 有 “ 数学诺贝尔奖 ” 之称的 “ 菲尔兹奖 ” ， 四位获奖者中，有 三位的工作都与 这个方程 有关 。
可以说杨振宁的工作，开启了数学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报效祖国，为中国的发展而激动
杨振宁喜欢在象牙塔里作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象牙塔就是他生命的全部。
上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美国的大学生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反对越战运动，石溪分校也受到波及。
学生们还要求校、院领导在校门口的警卫岗亭里待一夜。
令校长极为愤怒的是，杨振宁，这项被学校当局视为最宝贵的资产，竟然答应了。
那天晚上，杨振宁在岗亭中与学生们侃侃而谈，等于是主持了一场讨论会。
他从科学谈到社会，又谈到国际关系，还回答了很多学生们关心的问题。
对此学校报纸和其他媒体做了公开的报道，大大缓和了当时校内紧张对峙的局面。
1971 年，杨振宁敏锐地意识到了中美关系开始破冰，于是开始着手准备回国探亲。
此前他已经通过和父亲杨武之的通信，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气象、新变化。
尤其是在他获得诺贝尔奖后，杨武之曾来瑞士相聚，说祖国正在一天天强盛起来，还送给他两句诗留念，叫“ 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 ”。
1971 年 7 月，杨振宁终于回到了阔别 26 年的故国。
这次他在国内待了一个多月，除了陪伴父母，他还去了合肥、北京、山西大寨等地方，他亲眼证实了，当年那个曾陷入沉睡，饱受欺凌的“东方雄狮”已经真地站起来了。
在山西大寨，杨振宁还遇到了老同学寒春。
寒春原名叫琼 ·辛顿，是费米的学生，曾参与过美国原子弹研究的“曼哈顿计划”。
在美国向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后，寒春开始对研制核武器的道德性进行反思，并离开美国来到中国，在延安养起了奶牛。
1964年中国在新疆罗布泊爆破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报纸传言说中国的原子弹是美国人琼·辛顿帮着研发出来的。
所以见到寒春后，杨振宁问她传言是不是真的。
寒春笑着摇摇头，说自己离开美国后只从事畜牧业，再未接触过核研究。
这次回国，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了杨振宁，还贴心地接来了杨武之夫妇，以及杨振宁的岳父岳母，让一大家人得以团聚。
周恩来 想了解真实的美国，于是询问了学生运动、大学改革、黑人运动、失业和选举时的政治气氛等问题。
1972年，因为父亲杨武之病重入院，杨振宁再次回国探亲。
这次回来后，他打定主意，要为中美两国建立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要帮助中国发展科技。
这一年的7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再次宴请杨振宁。
作为领导人的座上贵宾，杨振宁在谈到问题时却直言不讳。
当时仍然是 “文革”时期，杨振宁告诉周总理，他在某个工厂参观时，看到有些大学教授在下放劳动，且那些工作并不能发挥高级知识分子的作用。
很快周总理把这事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说杨振宁说的是对的。
后来相关政策开始落实，知识分子的境遇得到了改善。
在第四次回国时，杨振宁提出想要见毛泽东主席。
两人在中南海的书房里，会谈了一个半小时。
谈话结束后，杨振宁起身告辞，毛主席和他握了握手，说很高兴杨振宁能够对人类的科学有所贡献。
杨振宁能感觉出来，毛主席这话是真心的。
杨振宁回到美国后，有许多地方 邀 请他去演讲，谈他的中国之行。
这些演讲十分轰动，而演讲的主调，可以说就是盛赞 “新中国的建设” 。
当时中美关系还没有完全解冻，杨振宁作公开演讲，事实上是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需要极大的勇气。
1977年，杨振宁开始担任全美华人协会的会长。
有段时间协会在《纽约时报》刊登广告，呼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 时任副总理 的 邓小平 访问华盛顿，在欢迎聚会上，杨振宁还代表全美华人致欢迎词。
为了推进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杨振宁还在他任教的石溪分校设立了一个中国教育交换委员会，并且向香港和美国的企业家募款，推进中美学者间的访问交换计划。
后来做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谷超豪、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福家以及北京大学校长的陈佳洱，都曾经通过这个计划，到纽约大学石溪分校访问。
等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社会、科技、文学等方面都开始了快速腾飞。
杨振宁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1995年他接受了香港广播电台的访问，说10年之内会有华裔科学家得到诺贝尔生物医学奖，20年之内会有华裔作家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而现实 甚至比 他预测的更为乐观。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2015年，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凭借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这标志着中国的文学创作和科学研究已经突破长夜，走向了更为广阔的世界。
杨振宁认为，科学研究就像一场接力赛，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填砖加瓦，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新人 “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
而他自己，也成为了这座“巨人肩膀”的一部分。
他相信，终有一天，中国也会出现自己的爱因斯坦。
好了，本节的内容我们就先聊到这。
下一节，我们将来聊聊杨振宁在石溪退休后，归根清华，开辟的一番新事业。
让我们下节不见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