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20日，郭汝瑰被一辆大货车撞倒，抢救无效身亡，三天后，他家突然收

1997年10月20日，郭汝瑰被一辆大货车撞倒，抢救无效身亡，三天后，他家突然收到一封从台湾寄来的空白信纸，信上没有一个字，也没有署名。此后接连几封信，内容一模一样，没人能说清这些信到底想表达什么，但家属从那一刻起，意识到，这些白纸里，藏着他一生的秘密。郭汝瑰是黄埔五期，1928年加入中共，跟着共产党干了几年后，与组织失联，被迫留在国民党里。他没打算投靠蒋介石，但组织再没来联系，他又不能公开身份，只能顺着时局走下去。 1930年，他被选派去日本陆军大学留学，毕业后一步步升官，成了蒋介石手下的红人，最后做到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这个位置，知道全国战场的动向。 1948年，淮海战役前，国民党各部队调动图、防御部署图，都掌握在他手里，他把图偷偷交给了解放军，还给出了建议利用“解围双堆集”引诱杜聿明部队前往援救。这个建议，正好中了共产党设下的口袋阵，几十万国民党军人进了圈套，最终被围歼，郭汝瑰的作用很关键，但没人知道这是谁出的主意。那时候他传情报的方式也够特别，用米汤写在纸上，看起来是白纸，肉眼看不出来，解放军拿到之后，再用碘酒涂上，字迹就会显现，全靠这个办法，躲过了一道道严密审查。他是怎么做到的？据后来家属说，他从小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米汤字也写得很密，情报队收到这些纸后都说：这个人不简单。在国民党内部，他的身份极其隐秘，连杜聿明、白崇禧都没看出破绽，他跟白崇禧关系特别熟，经常一起分析战局，做战略布置。有人说他是“最大共谍”，也有人说他是“军中第一谋臣”，其实这两个标签，他都不愿意要，他只说一句话：“我不是哪边的英雄，我只做我该做的。” 新中国成立后，郭汝瑰没有立刻公开身份，1955年，毛主席亲自批示，恢复他的党籍，并安排他参与军事史研究，他这才真正“浮出水面”。不过，他很低调，没申请特殊待遇，也不爱参加什么活动，住的房子不到70平米，生活简朴，退休金经常拿去资助贫困学生，他只想安安静静写完《中国军事史》。到了1997年，他已经九十岁，那天他送女儿去车站，回来的路上，被一辆突然变道的大货车撞倒。司机没喝酒也没超速，但说当时“眼前突然一黑”，医院抢救了几个小时，没救回来，新闻没大幅报道，只在解放军报上发了一篇讣告。家属在忙着料理后事时，收到一封寄自台湾的信，打开一看，信纸上什么也没有，就是一张空白纸。信封上也没署名，寄件地址模糊，但仔细查了查，是台北郊区一个军人公墓附近的邮局。开始大家以为是恶作剧，结果两天后，又来一封，还是白纸，一直持续了十几天，一共七封，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信纸、信封，邮戳不同，但都来自台湾。起初大家都不解其意，直到儿子郭相操在整理父亲遗物时，翻出一本手抄的回忆录，里面写着抗战时期传递情报的细节，提到“米汤字、碘酒显影”这一套。 “有时候为了安全，一张白纸里，就是全军动向。”他这才反应过来，这几封信，其实是“老战友”的一种特别方式在向他告别。再对比寄信地址，很可能是他在国民党时期的老部下或熟人，有一位研究党史的学者说，郭汝瑰虽然被称为“叛徒”，但在黄埔体系里，很多人都敬重他的人品和谋略。他的沉默救了很多人，也让很多人对他恨得牙痒痒，寄这些信的人，可能就是这种“爱恨交织”的典型代表。那时台湾那边仍不承认郭的真实身份，他没出过书，不接受采访，也没有公开出席大陆活动，但岛内一些军事历史研究者私下里对他的情报能力很佩服。台湾《传记文学》杂志曾写过一篇文章，隐晦地提到“1948年间，华东战场出现内线泄密情况”，但没说名字，直到2000年后，这段历史才慢慢浮出水面。郭汝瑰留下的墓在重庆歌乐山，碑上只有七个字：“一个老战士之墓”，没有生平，没有头衔，也没有部队番号，墓前经常有人放白色菊花，不署名，也不留言。有人猜是当地老战士敬仰他，也有人猜，是台湾来的故人路过，但没人能确认。他一辈子没写过回忆录，公开发表的文章很少，他最在意的是军事史，不是个人经历。他说过一句话：“战争不是将军的回忆，是国家的记忆。”对他来说，所有的荣誉和解释，都是多余的。他活得很低调，死得也安静，可那几封白纸信，却像一根钉子，把他一生钉在了历史的缝隙里，不说话的信，有时候比千言万语都响亮。参考资料：《郭汝瑰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