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苏联将大汉奸张景惠移交中方，后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9年后，张景惠死在战犯管理所。 抚顺战犯管理所来了一批特殊的犯人，其中就有个满脸皱纹、走路都要人搀的老人。他年纪看起来很大，腰也驼着，说话慢慢悠悠，名叫张景惠。没人会想到，这个穿着灰布囚衣的老头，曾经在东北做过“国务总理”。 张景惠是苏联人移交给中国的。当年日本投降后，他和溥仪等人打算从沈阳机场逃往日本，结果被苏联红军一锅端了。关了几年后，苏联决定把这些人交还中国。张景惠到了抚顺以后，被编进改造队列，按制度参加劳动、学习、认罪。 这不是养病的地方。每天清早，他和其他战犯一样要出操、干活，虽然年纪大了，不能下地干重活，但也得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计，还要学习新中国的政策法规，写认罪书。 工作人员每天找他谈话，讲东北当年百姓受的苦，讲日本侵略者干的事。张景惠坐在凳子上听着，偶尔点头，也偶尔叹气，没人知道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他年轻时不叫这个名头，人们更记得他是“义士张”，在辽北一带打过土匪。他家穷，父亲是做豆腐的，他识过几个字，会写信，会说理，也会用枪。 早些年，乡里出土匪，他自发组织保险队，保护村里人，被乡亲们拥戴。1902年，他收留了逃亡中的张作霖，结为兄弟，这才走上了另一条路。 后来张作霖成了奉系军阀的大头目，张景惠也在他手下步步高升。 剿匪、打仗、整军，他样样参与，到1917年奉军闹分裂时，他站出来帮张作霖平息内乱，被提拔为旅长。再往后，他举报了杨宇霆等人的阴谋，又升任奉军副司令，成了张作霖最倚重的心腹之一。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和直系军阀干得火热。这场仗里，张景惠却出了岔子。他作战迟缓，调动混乱，关键时刻掉了链子。 传说他那时已暗中联系曹锟，准备另投高枝。张作霖震怒，但念着兄弟情，没有彻底清算。两年后还给他封了个陆军总长的位子，试图挽回关系。 可惜，这段关系终究是破裂了。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日本人干的，没人敢多说。张学良接手奉系，张景惠不再受重用，慢慢退了出去。张学良对他不信任，他对张学良也不买账。这时候，他其实已经准备转身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迅速控制了东北。张景惠没有犹豫太久，主动接洽日本人，被任命为伪满洲国军政部总长。 那年他60岁出头，精力仍足，还穿着西装，坐在长春的政府大楼里批文件。溥仪做“皇帝”，他做“总理”，日本人在背后出主意，他在前头维持政务。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人在东北横行霸道，资源全都被掠走，百姓过着苦日子。张景惠坐在政府里，听日本顾问的吩咐，一待就是十几年。 他主持过各种会议，签署过大批文件，背后都少不了日本的影子。他没有抗拒过，也没有试图退出。他穿着官服，出现在各类典礼上，讲着那些早已脱离百姓的“维持秩序”的话。 1945年，苏联红军突入东北，伪满崩溃。张景惠和溥仪等人仓促逃亡，试图乘飞机离开。结果还没登机，就被苏联军人团团围住，带走了。 他在苏联待了五年，无人知晓他当时的具体处境，只知道那段时间，他没再发声，也没再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1950年8月，他坐着苏联的押送车回到了中国，随即被送进抚顺战犯管理所。他已经老了，腰腿不利索，说话气短。可那规矩没因他是“前总理”而宽松。 他和其他人一样，早上出操、劳动，下午学习，晚上写材料。那些年，他写下了几十份认罪书，有些是工作人员口述他写，有些他自己慢慢拼着写。 他始终保持着某种沉默，写认罪材料时也不太掺杂情绪。他讲自己当初“无力抵抗日本”，讲“形式所迫”，偶尔也提到“地方安定”“维持秩序”这类词。至于内心是否真正反思过，没人说得清。他年纪太大，后来病倒了，就一直躺在病床上，靠所里的医生和其他战犯照看。 1959年1月11日，他闭上了眼睛，再也没醒来。那天早上，天很冷，房里炉火刚灭。管理所按照规定处理了他的遗体，没有通知亲属，也没有举行葬礼。 他被埋在所外的一处小地里，连个碑都没有。负责埋他的人回来说，那片地里也埋了不少人，没人会记得他是“总理”，只记得他是个老战犯。 张景惠的一生，从“义士”走到“总理”，最后又变成了“战犯”，在不同的称呼之间兜兜转转。他在八角台举枪抗匪时，或许没想过几十年后，会在抚顺病床上走完最后一程。 他当过官，戴过勋章，签过文件，也戴过手铐，听过训话。他的一切，最后留在了管理所的档案里，没人再提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