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政坛，几乎无官不贪。但是，善耆却是一个另类，不贪不占。 1900年庚子事变，善耆的肃亲王府被烧了。朝廷为了弥补他的损失，给了他一个崇文门正监督的“肥缺”，负责征收出入京城的各种货税以及田、房契税（和珅担任过此职位）。朝廷还主动降低了上缴税款——以前是每年30万两银子，现在是12万两银子（即善耆只需上缴12万两，剩下的全归他而且收入合法）。结果，善耆任职当年，就收到银子60万两，全部上缴户部，一两不留；善耆上任之前，洋商进出京师，不需要纳税。善耆规定，洋商和中国商人一样，也必须纳税。没过多久，奕劻弹劾善耆，毫无疑问，善耆失掉了这一“肥差”。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光绪、慈禧从北京仓皇出逃，行抵大同时，太后命善耆回京，会同奕劻、李鸿章办理善后事宜。善耆回京不久，结识了在日军中担任翻译官的川岛浪速，两人相见恨晚，拜了把兄弟。善耆在川岛浪速等人支持下，根据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的现状，编成巡捕队（善耆是中国现代警察制度的开创者）。 1910年，汪精卫潜入北京图谋刺杀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行刺不成被捕，善耆负责审理此案。善耆多次到狱中看望汪精卫，想借机做思想工作为我所用，但结果是，两人的谈话每次都如一场辩论赛，旗鼓相当，谁也说服不了谁。善耆私下里与人半是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 在其力促之下，汪精卫得到从轻发落，仅以“误解朝廷政策”之罪名，被判无期徒刑。其后，善耆经常来到监狱里探望汪精卫，陪他喝酒、下棋、吟诗、作对，还给汪精卫送吃的、送钱。1911年武昌枪响后，汪精卫被释放。汪精卫出狱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肃亲王府感谢善耆救命之恩。 此前，善耆就一直主张，对付革命者的最好办法，一是“刷新政治， 以去党人口实”，二是“宽容党人， 开其自新之路”。他曾经为那个时代做了精辟的总结：“革命思想之兴起，是由于政治不良基因所致，此类事为远在法国、近在葡萄牙等国的革命经历所证实。如果一国的政治得到民众的信任，则欲革命也无人呼应。由此如欲根绝革命运动唯有实行良政，别无他法。然而我大清上自亲贵下至小吏，并不解政治为何物，只知肥私。如此失去天下之人心，其趋势已接近亡国。”#历史人物# 川岛芳子即是善耆的第十四女（又名显玗、金碧辉），1912年被送给川岛浪速做养女，送往日本接受军国主义教育，成年后返回中国，长期为日本做间谍，亲自导演了上海一二八事变和转移婉容等祸国事件。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被以汉奸罪判处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