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不听朱家骅求情，下令杀了关在渣滓洞的前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其实，这位物理学家的结局，早在八年就已经注定了。 说起周均时，都觉得惋惜。说起来，这位四川遂宁出身的乡下娃，从小读书好，凭着天分和毅力考去了上海，后来又漂洋过海，去了德国柏林，主攻最难的数学、物理。那会儿，欧洲正闹战乱，他在兵工厂里边做事边学本事，还专门听过爱因斯坦的课。后来回国后，整天在大学教书、翻译教材，教出来的学生满天下。教书之外，他最得意的，是一心想让中国的科技也能有点样子。他说：“我们这样落后，不是老百姓不聪明，是没有机会好好学。”有一回在重庆大学开讲座，他还兴奋地给学生讲未来中国也能发射火箭，学生们只当是天方夜谭，谁晓得几十年后，真让他说中了。 可这样一个科学家，后来怎么就成了渣滓洞的“死囚”？其实，这一切不是因为他学问做得太大，而是因为他的心太直,遇事不藏话，见不公平就要说。抗战时，他帮着川军修兵工厂，亲自指导做枪炮；日本人一打来，他带着同济全校师生从上海一直逃到宜宾李庄，把大学安顿下来。到了解放前夕，他又公然反对内战，带头搞民主运动，还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鼓动旧部队起义。按说，像他这样既有身份又有名气的人，是完全可以在风头紧时远走高飞的。 可重庆一到最危险的关头，周均时偏偏不肯走。家人劝、朋友劝，有人甚至带着路费和“出国关系”找上门来，他只说一句话：“我的事业、我的学生都在这里，我不能走。”也许正是这个决定，命运的闸门那一刻就关死了。 “你若是不再闹，保证不杀你！”,这是渣滓洞特务头子对周均时的最后一次“谈判”。据说，他被捕后，关押在白公馆。刚开始，毛人凤的手下还想着用高官厚禄诱降。周均时却在牢里大声和看守理论，甚至要“打电话到教育部”讨个公道，弄得狱卒焦头烂额。 这一边，南京、重庆的老同学、老同事早就四处打听，跑门路找人。特别是朱家骅，民国政府的教育部长，和周均时在德国是多年同窗。朱家骅是出了名的“爱才之人”，在南京一口气给蒋介石、毛人凤写了好几封求情信，说周均时是个单纯的读书人，没必要赶尽杀绝。可偏偏这年头，书生的命运哪由书生自己说了算,毛人凤那张“杀人名单”早已密不透风，重庆局势越紧，他的手越狠。 其实，毛人凤和手下特务最担心的并不是周均时再办几所学校、再写几本书，而是怕他那些学生、校友成了新的“骨干”，怕他再在军队里策反旧部。1949年8月，国民党大势已去，重庆局面眼看就要变天，地下党和民革已经接连策反了不少军队。那时候，只要有点名气、有点人脉的“进步人士”，都成了密探重点“监控对象”。周均时这样的“老头”，其实早在八年前就已被特务系统立了案;因为他主持蜀都中学时，这里就是中共南方局最早的统战基地之一。一次小范围的座谈会，特务头子坐在门口记名单，哪怕你就是来蹭顿饭，也被划成“嫌疑人”。 “赎金、保释、保证不再‘闹事’……”这些常见的套路都用上了。可是周均时连家人都劝不动，特务许诺的条件，他一句没答应。等到11月27日大屠杀的命令下达时，特务连夜提人，把白公馆、渣滓洞几十号人分批押到松林坡，周均时就是在这一天倒在了乱枪之下。 有人说，他的结局其实在八年前就已注定：早在蜀都中学被特务列为“进步堡垒”、他又毫不避讳参加民革、四处宣讲反对内战时，那个结局就已经悄悄写好。只是没有人愿意相信，教育家的命运会被如此定格。 重庆解放后的头几年，南山凉风垭总是雾气腾腾。很多人都见过，春天清明，老百姓总要去那里送上一束野花。有的人压根儿不认识周均时，只知道这里埋着一个“又当过大学校长、又是烈士”的人。解放初那几年，重庆不少名校的校友、老师、学生，都会默默地去他的墓前鞠个躬。 年长一些的学者回忆，解放以后，无论哪所高校，教材里总有一本周均时主编或翻译的物理学。那些课本上密密麻麻的笔记，是他从德国背回来的、是他听爱因斯坦讲课时记下的。他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的责任却在中国。”他的学生回忆起他时，都说周老师的数学讲得通俗，物理讲得清楚，人却最爱较真。哪怕是个别学生问了最“傻”的问题，他也总会查完资料再来解释。 更让人感叹的是，他为人做事一身正气。无论是带队造枪炮救国，还是开学校搞教育，还是参加民主运动，每一步都不是随风倒。被捕后，家人多方奔走未果，他反而劝家人说：“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不必难过。” 1960年代，他的小女儿远在国外才收到父亲牺牲的消息，信中没有抱怨，只有一句话：“家国事大于个人，愿你以后记住。” 周均时的一生，也许正如那些老照片里写的那样,“科学家的命运，从不是在书斋里决定的”。当年南山上的那座墓地，如今每年都有学生、老师来献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