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9年，蜀汉声威达到巅峰。 219年，蜀汉政权如日中天，刘备雄踞西川

公元219年，蜀汉声威达到巅峰。

219年，蜀汉政权如日中天，刘备雄踞西川，兼有汉中、荆州，疆域之广已超越东吴。其麾下兵马强盛，汉中魏延统领一万五千精兵，江州张飞部下一万，东三郡刘封、孟达统领六千，荆州重镇关羽率领五万大军，刘备亲率十万大军镇守成都，总兵力达十八万之众。诸葛亮“隆中策”的准备工作已近尾声，只待时机成熟，便可分兵两路，北伐中原，再兴汉室。历史的走向却远超出了诸葛亮的预料。

蜀汉的势力范围在这一年向西、北、东三个方向同时扩张，益州、汉中、荆州五郡连成一片，构成一道完整的战略防线。这条防线东起长江中游的交通要冲，西至成都平原的富庶之地，然后沿着秦岭南麓延伸至汉中坚城，涵盖了稻米、盐铁、战马等各种资源，而且地势险要，攻守兼备。经过十余年的征战，刘备的军队已有十八万之众，关羽、张飞、魏延、赵云等名将分别镇守要地，诸葛亮在成都修建粮仓，法正、李严等人则负责整理户籍，蜀地的经济逐渐恢复生机。

从地理位置来看，东吴难以从长江逆流而上，曹魏也难以翻越秦岭进军蜀地。从声望来看，刘备以中山靖王之后裔、“仁君”的形象示人，深受荆州流民和益州百姓的爱戴。隆中策中奠定的基础工程已基本完成，北伐大业似乎指日可待。这一切都依赖于荆州这块关键的地区。江陵和公安扼守长江干线，南郡控制湘资沅三条河流的粮道，零陵和武陵分割五溪蛮的道路，失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削弱蜀汉东线的防御力量。

孙权对此心知肚明。早前，他曾以借荆州为名向刘备示好，因为当时曹魏的强大压力迫使他需要蜀汉军队牵制曹魏。随着赤壁之战的创伤逐渐愈合，东吴已无法容忍蜀汉在上游坐大。荆州的归属问题，从最初的友好协商演变成双方心照不宣的暗中较量，局势如同火山爆发前夕，最终在襄樊之战中彻底爆发。

关羽北伐之前，荆州的防御力量薄弱，仅由麋芳负责后勤，傅士仁负责守城，两人之间矛盾重重。关羽自信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可以迅速击败曹魏，水淹七军的壮举确实震动了许都，曹操甚至考虑迁都到许昌以北。北方的胜利并没有转化为巩固后方的屏障。吕蒙乔装打扮，率军渡江，江陵和公安的守军毫无防备。东吴的轻舟穿梭于长江水雾之中，迅速封锁了渡口。麋芳发现粮道被切断后惊慌失措，傅士仁也因缺乏援兵而忧心忡忡，两人率领的部队相继投降。荆州三郡顷刻易手，关羽的退路被切断，樊城攻势被迫停止。关羽父子在麦城被围，多次突围失败，最终兵败身亡。

蜀汉东部防线被撕开一个巨大的缺口，五万精兵和大量的船只、武器沉入长江，隆中策的一翼瞬间崩溃。成都听到这个消息后，人心惶惶。刘备悲愤交加，决心东征，夺回荆州，为关羽报仇雪恨。章武元年夏，蜀军从白帝城出发。张飞在阆中被部下张达、范强暗杀。此事件反映出蜀军内部的疲惫和此次远征的艰险。

尽管如此，蜀军仍然沿江东下，占领秭归，逼近猇亭。蜀军初期击败了吴将李异、刘阿，士气一度高涨。但陆逊却沉着冷静，他知道蜀军远道而来，粮草不足，酷暑难耐，不必与之正面交锋。蜀军营寨依山而建，潮湿闷热，弓弦松弛。陆逊选择有利地形，夜袭蜀营，大火蔓延，蜀军溃不成军，刘备只身逃回西陵，军械损失惨重。蜀军一路撤退，拆桥毁路，弃舟沉械，退回白帝城，再无还手之力。

夷陵之战的失败，其影响远超表面上的兵力损失。蜀地原本依赖东线水路出口盐、铁、丝织品等物资，如今江陵落入吴军手中，贸易中断，税收锐减。南中地区各部族见蜀汉朝廷动荡，纷纷起兵叛乱。刘备忧心忡忡，不久病逝于白帝城。诸葛亮临危受命，继续北伐，但蜀汉已经无力回天。为了补充军队，蜀汉政府加重赋税，百姓不堪重负，南中叛乱愈演愈烈。北伐军多次出兵陇右，由于补给不足而屡屡失败。魏军的防线固若金汤，与219年时的情形已大相径庭。

荆州的失守如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人口外流，贸易受阻，税收减少；国力衰弱，财政紧张，夷陵之战的损失无法弥补。战争决策受情绪影响，缺乏对季节、地形、后勤的客观评估，导致蜀汉一败涂地。三国鼎立的局面从此陷入僵持，蜀汉的国力日渐衰弱，只能被动防御。两江之间的战火不再为刘备而燃起，中原也不再为蜀汉的旗帜动摇，只剩下零星的北伐，在史书上留下无尽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