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南京青年因一首歌判死刑，被公审后，审判员给他的宣判竟然是“有期徒刑10年“，这让他有些不敢相信，很快，他就离开了“娃娃桥监狱“，为什么他突然从死刑犯改成了有期徒刑10年呢？那是因为一个开国大将军为他做了申辩。 故事的主角叫任毅，1947年出生在南京一个书香门第。家里不算富裕，但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人，父亲教书，母亲操持家务。 任毅从小喜欢音乐，嗓子不错，还学过点乐器。1966年高中毕业后，他跟全国无数年轻人一样，响应号召下乡当知青，去了江苏江浦县永宁公社。 那地方条件苦，住的是土坯房，吃的是粗粮，天天干农活，累得腰酸背痛。跟城里比，简直天上地下。知青生活枯燥，大家伙儿就靠唱歌解闷。 晚上点着煤油灯，有人弹吉他，有人哼小曲儿。可那时候流行的都是革命歌曲，跟知青们的心思不太搭调。他们心里憋着话，想找个出口。 任毅也不例外，他想着，能不能写首歌，唱出大家伙儿的真感受。1969年5月，任毅去江浦县汤泉公社探朋友，听到一首从新疆传来的知青歌曲《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 这歌词真挚，旋律简单，一下子戳中了他。他回来后就琢磨着给南京知青也写一首歌。没多久，《南京知青之歌》就出来了。 歌词里唱的是“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这歌没啥复杂的调子，但唱出了思乡的滋味，很快就在知青中间传开了。 大家伙儿一边唱，一边觉得心里舒坦了不少。可谁也没想到，这首歌会惹出大麻烦。 1969年，这歌不知咋的传到了苏联，被莫斯科广播电台改成男声合唱，起了个名叫《中国知识青年之歌》，还老播放。 那会儿中苏关系正紧张，苏联这么一搞，国内立刻炸了锅。有人说这歌是反动宣传，煽动知青不满政策，破坏上山下乡运动。任毅写的歌，就这么被扣上了大帽子。 1970年2月19日夜里，任毅被抓了。那天他还在家睡觉，突然一群军人闯进来，把他从床上拽起来，直接铐走。家里人吓懵了，啥也不知道。 他被带到南京娃娃桥监狱，关进一间小黑屋。从那天起，他的日子就变成了审讯和等待。审讯的人态度凶得很，说他写反动歌曲，还收听敌台，罪名一个接一个往上堆。任毅解释说自己没那意思，可没人听他的。 几个月后，1970年5月24日，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开了会，说经过“群众讨论”，认定任毅罪大恶极，建议判死刑，立马执行。 6月6日，南京市革委会签字同意，案子还牵连了24个跟他一起被抓的人，眼看着就要没命了。案子报到江苏省革委会那儿，准备最后批复。 就在这节骨眼上，事情有了转机。江苏省革委会的负责人是许世友将军，他是开国大将，打过仗，立过功，脾气硬，在南京军区说话很有分量。 他看到任毅的案卷，气得拍桌子，说：“一个知青写首歌就判死刑，这也太离谱了！”他觉得歌词没啥反动内容，就是个年轻人抒发感情，不该这么重判。他硬是把案子压下来，要求重新看。 许世友不是随便插手的人，他这么做，可能也有自己的考量。那时候社会风气紧张，冤案不少，他也许不想让一个普通知青稀里糊涂送命。 在他的坚持下，1970年7月11日，省革委会发了文件，把任毅的死刑改成了有期徒刑10年。公审那天，审判员当众宣布这个结果，任毅愣住了，差点以为听错了。他后来跟人说，那一刻真是死里逃生，感觉像做梦。 1979年1月4日，任毅服刑快9年后从娃娃桥监狱出来了。他妈在门口等着，头发都白了，母子俩抱头痛哭。 出狱后，他被安排到南京一家丝绒厂干活，从最底层做起，天天搬货、操作机器。虽然累，他干得挺认真，慢慢站稳了脚跟。 后来有工友介绍对象，他认识了个老实本分的女孩，1980年结了婚。第二年，他们有了个女儿，取名任重，日子总算有了盼头。 改革开放后，任毅调到汕头一家公司的南京办事处当负责人，干得不错。他还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回忆录《生死悲歌》，想让后人知道那段日子有多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