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中央特科"红队"首任副队长离奇消失，组织倾尽全力搜寻未果，直到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这个埋藏多年的秘密才终于揭开。 【消息源自：《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上海工人运动史（192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档案（1931-1934年卷）】 1931年4月的上海，连德生蹲在霞飞路公寓的阁楼里，把耳朵贴在木地板上。楼下传来房东太太和租客讨价还价的宁波腔，中间夹杂着皮鞋踩过地板的闷响——那是杨登瀛手下的特务在查户口。他数到第七声脚步时，摸出怀表看了眼，秒针正划过罗马数字Ⅶ。 "老连，再拖下去要出事的。"阁楼暗门被推开条缝，交通员小张的圆脸挤在阴影里，"顾顺章把特科名单都吐干净了，杨登瀛今早突然调了十二个人去十六铺码头。" 连德生把家书塞进搪瓷茶缸夹层，茶缸外壁还留着陈三发煮红枣汤熏出的焦痕。三个月前他扮成卖麻糖的小贩回家，看见妻子正把晒好的霉干菜收进陶瓮，五岁的儿子用炭笔在墙上画电车。"电车公司说你去广州修机器，怎么连工钱都不捎回来？"陈三发边问边往他怀里塞了双新纳的千层底。 此刻他盯着茶缸里晃动的倒影，突然想起1927年在莫斯科郊外训练场，苏联教官演示如何在雪地里用尿融化镜面。"情报员要像镜子，"那个红胡子老毛子用生硬的中文说，"照出别人的脸，藏起自己的心。" 四天后，连德生混在运棉花的舢板里渡过黄浦江。经过外白渡桥时，英国巡捕的警棍正敲打着排队领救济粥的人群。他压低鸭舌帽，听见身后两个穿阴丹士林布旗袍的女学生在嘀咕："听说闸北又枪毙了三十多个共产党......""嘘，当心便衣......" 1935年3月的赣南山区，连德生趴在金莲山的战壕里数子弹。游击队的司务长前天牺牲时，怀里还揣着半包盐巴和记账本，铅笔写的最后一行是"老连：借炒面二两"。现在他只剩三发子弹和半截铅笔，正往烟盒纸上画敌军碉堡位置。 "连副，给我留颗花生米吧。"十七岁的小游击队员阿榕凑过来，他总把子弹叫成花生米。连德生把最完整的那颗黄铜子弹拍在他手心："等打退这波'铲共团'，带你去吃城里的鲜虾馄饨。"山脚下传来保安团的喇叭声，有个声音特别耳熟——是当年在杨登瀛手下当差的王麻子，现在升了侦缉队长。 当机枪子弹打穿杉木掩体时，连德生突然想起离沪前那个清晨。陈三发把晒好的霉干菜装进陶瓮，儿子踮脚往他包袱里塞了块描红本。"爹爹修完机器就回来教写字"，他当时这么承诺。现在铅笔折断了，烟盒纸被血浸透，描红本上的"天地玄黄"终究没能教完。 2009年北京某档案馆，副研究员老林推了推眼镜。他刚整理完1931年香港中转站的情报登记簿，泛黄的纸页上有行褪色钢笔字："转苏区：茶缸壹个（内藏平安信）"。窗外杨树沙沙响，像当年舢板划过黄浦江的水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