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深冬，抗联第1师陷入日寇铁壁合围，李荆璞师长带队浴血突围之际，身后的女副政委孙玉凤猛然拔出手枪，冰冷的枪管径直抵住了李师长的后颈。 李荆璞是黑龙江宁安人，1908年生在个穷雇农家，三岁没了妈，十几岁就得给地主当“半拉子”，就是打短工的小孩，啥苦活累活都干。可偏就是苦出了一身骨气和胆识。18岁考上警察，后来又因为不甘当亡国奴，直接带人反出警署，开始闹抗日。 1932年，他自个拉起十几个人成立反日自卫队。说起来也真是东北那个乱世的缩影：这群人，一开始枪是“借”的，粮是“抢”的，路是边打边走出来的。后来部队越打越大，名声也越传越响。最早他叫自己“平南洋”，跟大家讲“南洋”不光是地名，也图个字顺利，有种打鬼子的意思。 不过，东北这地方兵荒马乱，拉队伍靠的可不光是武艺，还有脑子和人缘。李荆璞碰见过不少兄弟，有能打的，有会带兵的，有的说话也有一套。可他最信任的，却是队里的一个姑娘孙玉凤。 孙玉凤是沙兰镇人，家境不错，父亲是秀才。可那年月，女子照理说该在家绣花操持家务，谁也没想到她能扛枪抗日。她就是不走寻常路。最初，她为了接近抗联，甚至假装顺从家里要嫁给伪警表哥，悄悄跟表哥学打枪。她聪明、果断，做事利索。后来真加入抗联，硬是在队伍里闯出名头，还当上了一团副政委兼师党委成员。 到了1936年这年冬天，部队在中苏边境靠近牡丹江的深山老林，准备接收苏联援助的一批武器，结果被日军情报发现，立马就成了瓮中之鳖。敌人的围追堵截真是铺天盖地，一时间队伍像掉进了冰窖，四面都是枪口。那几天，天黑得早，冷得像刀割。能吃的都吃光了，只剩下几块冻干的窝头。 到了最紧张的关头，日军收缩包围圈，战士们死伤惨重，能战斗的只剩下十来个人。李荆璞这个师长，此刻身上的担子可想而知。他一向冲在最前头，这会儿也不例外，执意要带人断后掩护大家撤退。 说实话，这种时候，大家都能明白什么叫“舍生取义”，可真到了面前，又有谁不想拼一把活下去，李荆璞心里明白，这帮兄弟跟着他这么多年，信的是这个人带头就能冲出条路，可要是他真倒下了，这个队伍八成就散了。可就是在这咬牙的时刻，孙玉凤站了出来。 她没像平时那样多说什么，直接抬起驳壳枪，冰冷的枪口抵住李荆璞的后脖子。“师长，你要是真留下，我们这队伍就没主心骨了。你走，后面的我来顶！”她说话声音都哆嗦了，眼神却一点不躲闪。 这时候，外人真看不懂，副政委拔枪顶师长，这在队伍里几乎是天大的事。但在那个大雪封林、敌人步步紧逼的夜里，这就是一场必须面对的生死决断。 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比子弹还硬。李荆璞虽然表面上还想挣扎，可明眼人都看出来，他更清楚，孙玉凤这么做不是意气用事，而是用命保下队伍的火种。说到底，在最危险的时候，谁也别想着只靠个人英雄主义。那一刻，大家心里都拧成了一股绳，必须有人留下，必须有人带着队伍突围。 最后还是李荆璞咬着牙下了决心，领着主力转向东边的密林突围，留下掩护的，正是孙玉凤带着几名战士。她一边让兄弟们撤，一边带人吸引敌人火力。那一枪，她并不是冲着师长的命，而是冲着全队的命。 那一夜，雪下得更大了。天亮后，能活下来的队伍总算跑出了包围圈。回头看时，远远还能看到山顶上飘着孙玉凤常戴的红围巾。后来，这队人走着走着，越走越沉默。没人开口，都知道那边发生了啥。 事实就是，孙玉凤和她带的两名女兵，在最后关头弹尽粮绝。她们用最后几颗子弹把敌人死死拖住，等到大部队安全转移，最终带着不舍和豪气，抱着机枪冲下了山崖。等到有人回去找，雪地里只有红围巾、被打坏的枪，还有那些早已冻僵的身影。 说句心里话，这事过了很多年，依然让人心头发紧。李荆璞这一生，后来当过牡丹江的市长，热河省军区司令员，还在沈阳军区当过校长，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可他一辈子都没忘记那年冬天山林里的那个背影。 孙玉凤的名字，没多少人记得。可她代表的是那个年代东北抗联无数默默无闻的女战士。她能成为女副政委，一是靠真本事，二是心里那股坚硬的劲。不是说谁都能一枪顶到师长脖子上，但到了那一刻，她做了所有人该做却不敢做的事。 其实到头来，很多人以为抗联是靠血性和胆子，其实更靠的，是在极端困难下的一次次抉择，是谁能在最要命的关头，想到大家，压下自己。正因为有了这种骨气，这支队伍才能在最黑暗的冬天走出来。 往后，李荆璞走南闯北，见过大风大浪，可每当遇到困境，他总会想起那年山林里一双坚定的眼睛。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他晚年时写过一句话：“人生愿长寿，爱情无价宝，立志救祖国，两者全可抛。”这不是诗人矫情，是一个经历过生死、看透世事的人的肺腑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