埴轮书话[超话] 海德格尔哲学的政治转译（卡尔•洛维特《纳粹与哲学家》）
海德格尔1923年在一封信里告诉我：“几个学期以来，梵高说过的一句话一直陪伴着我，他说‘我穷尽一切力气在体会一件事，那就是，人类的历史正好就跟小麦的故事一样：如果没有被种到土里而开花结穗的话，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还是可以被磨成面粉，变成面包啊’。而连被磨碎的机会都没有，是多么悲哀啊！”信中还说：现在该做的，并不是好像接到任务要去“拯救文化”一样，将自己献身于一般的文化养成活动，而是必须通过一种“彻底的拆除与回溯”（radikalen Ab-undRückbau）、一种“解构”，为自己取得一个坚实的信念，知道什么才是“唯一的要务”（Eine was not tut ），并且不去理会那些老用表计时间、汲汲营营的聪明人说了什么，又在忙些什么。在对这唯一的（因此也必然的）要务的追求里，海德格尔主要是向克尔凯郭尔看齐，然而他并不希望别人把他跟克尔凯郭尔混在一起，因为他的存在哲学可不是要“让人注意到基督的教义”，而是一种对此世存在的“形式的分析”。“我所要的，在最低限度上，是一种不一样的东西。我要的并不多，不过就是我在当前已成为事实的政治变革中，所体验到的一种东西——一种我所逼真地体验到的‘必然’。同时我并不从旁推敲，从这个‘必然’里会不会产生一个什么文化出来，又或者它会不会加速时局的毁灭。
……他在一封1921年给我的信上说：“我只做我非做不可的且必要的事，而且我只做到我所能做的程度。我并不打算把我的哲学工作包装成面向今日大众的文化任务，也没有克尔凯郭尔的倾向。我之所以工作，是来自我的‘我在’，是来自我精神上的、全然事实性的根源。存在（das Existieren）缘此事实性而爆发着怒火。”谁要是把海德格尔日后对希特勒行动之拥护跟这段时期连起来看，就会发现，早在这最初的、对历史性存在的表达方式里，便已经种下了他后来的政治抉择的根源，所欠缺的只不过是接下来的一步：从半宗教意味的孤离状态走出来，然后把“每个人本有的”此在（Dasein）及其“非如此不可”，应用到他“德意志的此在”及其历史的命运上，以便将这些存在范畴（“决定回到自己”“面对虚无站在自己之上”“愿意接受自己的命运”以及“将自己交到自己手上”）充满力量地空转，过渡到德意志存在的普遍行动中，然后在政治的地板上加以摧毁。因此，如果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正好跟施米特提出的政治“意志决定论”（Dezisionismus）互相呼应——施米特把海德格尔的“每个本有的此在”的“能够完整存在”（das Ganzseinkönnen）转用到“每个本有的国家”的“极权整体”（Totalität）之上——那么这种呼应并非巧合。本有此在之自我主张对应于政治存在的自我主张，而“死亡之自由”对应于在战争（作为严峻的政治情境）中的“牺牲生命”。在这两种情况里，原则都是一致的，即“事实性”。换句话说，这也就是当人把生命的“内容”清除干净后，此生命所能剩下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