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国家安全观已发生转变
2023年10月7日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如一颗重磅炸弹，打破了中东地区原有的战略平衡，也使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观发生了深刻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源于冲突带来的巨大冲击，还对以色列自身及其周边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转变原因
对外部威胁感知的变化
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本土发动的大规模突然袭击，彻底打破了以色列民众对国家安全的固有认知。哈马斯突破了以色列精心构筑的南部边境隔离墙工事，造成1195名以色列人和外国人死亡，251名以色列和外国公民被俘虏 。这一事件让以色列公众陷入极大的恐慌与震撼之中，对本国情报机构的信任也遭受了严重冲击。尽管在后续战争中，以色列情报机构展现出一定的专业优势，但民众心中的不安和对安全体系的不信任感却难以消除，使以色列对外部威胁的感知变得更加敏锐和脆弱。
既有安全手段的失效
长期以来，以色列针对周边敌对势力采取了一系列打击震慑手段，如“定点清除”等军事行动。然而，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这些手段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以色列虽成功实施了多起针对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重要人物的“定点清除”，但并未有效重创这两个主要对手。同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远程攻击，也无法阻止其对以色列本土和红海地区以色列船只的频繁袭击。这让以色列意识到，以往依赖的安全手段在新的局势下已难以保障国家安全。
新威胁包围圈的形成
随着巴以冲突的升级，以色列面临的威胁范围急剧扩大。哈马斯的地区盟友，如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人民动员军、叙利亚什叶派法蒂玛旅等纷纷加入战局，向以色列发动攻击。以色列发现自己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南防哈马斯，北防真主党”，而是陷入了“七线作战”的艰难困境，即同时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伊朗应对威胁。特别是2024年4月和10月伊朗两次对以色列境内发动大规模导弹攻击，进一步加剧了以色列民众的安全恐慌，使其深刻认识到新的威胁包围圈已然形成。
转变表现
战略思维从“时间换安全”到“空间换安全”
在过去，面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安全威胁，以色列采取了“时间换安全”的战略思维。在约旦河西岸，修建“隔离墙”，增加巴勒斯坦民众前往以色列和犹太人定居点的难度；在加沙地带，撤离军事据点和犹太人定居点；在黎巴嫩，于2000年撤出黎南部，放弃之前建立的“缓冲区” 。同时，凭借自身情报和军事优势，对潜在威胁进行化解，如“定点清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多名领导人，以及攻击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境内的军事目标。
但新一轮巴以冲突后，以色列的安全战略思维逐渐转变为“空间换安全”。在加沙地带，谋求在北部建立“非军事区”，对返回的巴勒斯坦民众进行甄别，阻止哈马斯等武装组织人员返回；在黎巴嫩南部，将军事行动目标设定为在利塔尼河以南至黎巴嫩 - 以色列停火线区域建立由以色列控制的“缓冲区”；在约旦河西岸，通过多个法案，不断蚕食约旦河谷地区，2024年新建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犹太定居点的数量更是创下历史之最；在叙利亚，2024年12月派遣军队进驻叙南部，进一步拓展在叙占领区域。
对外战略更趋主动和强硬
以色列在国家安全观转变的驱动下，对外战略变得更加主动和强硬。在军事行动上，加大了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南部的攻击力度，不再局限于以往的防御性策略，而是主动出击，试图通过军事优势来重塑地区安全格局。在外交方面，以色列也更加坚定地捍卫自身立场，对国际社会的批评和斡旋建议表现出较强的抵触情绪，甚至在一些国际事务中采取单边行动，不顾国际舆论压力推进自身的安全战略。
影响
对以色列自身的影响
这种国家安全观的转变虽然在短期内可能让以色列获得一定的军事优势和安全保障感，但从长远来看，却带来了诸多隐患。不断拓展“缓冲区”和建立定居点的行为，不仅激化了与巴勒斯坦及周边阿拉伯国家的矛盾，也使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面临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和外交孤立。同时，长期的军事行动和占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沉重负担，进一步加剧了国内不同政治派别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歧。
对地区局势的影响
以色列国家安全观的转变对中东地区局势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巴以冲突的持续升级，导致大量无辜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人道主义危机日益严峻。周边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敌意进一步加深，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和平进程变得更加遥不可及。此外，以色列与伊朗及其支持的地区武装组织之间的对抗也不断加剧，使得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更加复杂和不稳定，增加了地区爆发大规模战争的风险。
以色列国家安全观的转变是在新一轮巴以冲突背景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转变不仅改变了以色列自身的战略走向，也深刻影响了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未来，以色列如何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同时，寻求与周边国家的和平共处，将是其面临的重大挑战，也关乎着整个中东地区的未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