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14年，唐玄宗和宰相姚崇闲话家常，突然他笑着问道：“听闻爱卿的几个儿子都颇有才干，不知现居何职啊？”姚崇听完这话，心中咯噔一下，他想：“这是有人要在背后算计我啊！” 姚崇的疑虑很快聚焦到同朝为相的魏知古身上，这两人关系非常微妙，魏知古二十岁中进士后仕途蹉跎，全赖姚崇早年慧眼识才，屡次向朝廷举荐，才步步高升到宰相之位。 然而当两人同列相位后，魏知古态度渐变，对昔日恩师不再恭敬。姚崇对此心生不满，更轻视其才能，始终视其为门下故吏。 矛盾在官员铨选时爆发，当时长安与洛阳两地需选拔官员，姚崇利用职权，将负责长安选官的魏知古调往洛阳。 表面看似平调，实则是将其排挤出权力中心。洛阳虽为东都，但远离政治中枢长安，魏知古的实权被严重削弱。 这一招“明升暗降”令魏知古怀恨在心，暗中等待报复时机。 姚崇的两个儿子恰好都在洛阳任职，他们听闻父亲旧部魏知古来主管选官，便带着厚礼上门请托，指望借父亲恩情谋取晋升。 魏知古表面热情应承，转头快马加鞭回长安，向玄宗密奏姚崇纵子谋私，并暗示此事必为姚崇指使。 玄宗闻奏震怒，他想起自己即位之初，姚崇曾力谏“皇亲国戚不得担任台省官”“杜绝请托”等为政原则，自己还采纳其言整顿吏治。 如今姚崇竟带头违规？但玄宗毕竟器重这位老臣，决定亲自试探。于是有了开头那番看似随意的询问。 面对皇帝设下的言语陷阱，七十一岁的姚崇展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 他未作任何辩解，反而坦然承认：“臣确有三子，其中两个在洛阳。他们欲望甚重却才识浅薄，定会借臣昔日对魏知古的恩惠前去请托。” 这番话看似自责，实则暗藏玄机：既撇清自己指使的嫌疑，又点出魏知古受恩反噬的卑劣。 玄宗闻言果然震怒，直斥魏知古忘恩负义。 姚崇却立即叩首求情：“犬子扰乱法纪，陛下赦免已是恩典。若因此罢免魏知古，天下将谓陛下偏私于臣！” 这番以退为进的高明表态，既彰显大度又坐实对方污名。最终魏知古被贬为工部尚书，而姚崇父子安然无恙。 这场风波印证了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事”的政治才能，他任相期间推行“十事要说”改革纲领，整顿超编的“斜封官”上万人，严控皇亲国戚特权，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石。 即便面对开元四年席卷山东的蝗灾，当满朝官员因迷信“天灾”而反对灭蝗时，姚崇力排众议：“若任蝗虫成灾，百姓将流离失所，此关乎国家安危！” 他以政治生命担保推行灭蝗，最终保住万千民生。 这位三朝元老始终清廉自守，身为宰相竟在长安无自有宅邸，常年借住寺院。 玄宗曾特许他入住接待外宾的四方馆，竟被姚崇以“不合礼制”婉拒。 临终前他更留下“崇实充实”四字箴言，强调务实治国方能富民强邦。 姚崇最深的谋略见于身后事，他深知与宰相张说积怨已久，恐其日后迫害姚家。 病危之际叮嘱儿子，待自己亡故后，将家藏珍宝陈列灵前。 若张说吊唁时注目某件，便立即相赠并求其撰写碑文。张说果然中计，收下珍宝后写出满篇颂扬的碑文。 待其醒悟索要时，姚家已奉旨将碑文刻石立碑。 张说懊悔长叹：“死姚崇犹能算计活张说！”这招妙棋为姚氏家族赢得护身符。 姚崇与魏知古的较量，印证了朝堂博弈的微妙法则。 真正的政治智慧不在于压制对手，而在于化危机为转机，将个人操守转化为政治资本。 当魏知古执着于恩怨报复时，姚崇早已越过私怨藩篱，在江山社稷的棋盘上落下更有份量的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