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春天，病床上的陈丕显体重只有80斤，鼻咽癌手术后的他面临人生重大抉择，叶剑英劝他回军队，胡耀邦希望他去云南，而他自己最想留在北京。三个选择，每一个都关乎他的政治生涯和身体健康。 1975年那个秋天，邓小平拿着一份报告走进中南海，报告的标题是《关于陈丕显同志工作安排的请示》，建议将正在养病的陈丕显调到北京治疗并安排工作，毛主席看完后，在报告上批了四个字："交汪东兴落实"。 陈丕显当时正在外地休养，身体状况让人担忧，1976年，中央安排他到北京301医院治疗鼻咽癌。 躺在病床上的陈丕显，心里想的不是病情，而是工作，住院期间，他多次向中央提交《请求留在北京工作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写道，自己虽然身体不好，但还能工作，希望组织能让他留在北京发挥余热。 1977年初，中央开始讨论陈丕显的工作安排，政治局会议上，李先念发言说："云南急需像陈丕显这样有魄力的干部。"这句话为后来的决定埋下了伏笔。 就在这个时候，三个重要人物先后找到了陈丕显。 第一个是叶剑英。这位老帅把陈丕显叫到中南海紫光阁，两人坐下来谈心，叶剑英直接说："云南高原气候难适应，你身体又不好，不如回部队吧，南京军区正缺政委，你去那里比较合适。"叶剑英的担心是实实在在的，云南海拔高，气候复杂，对一个刚做完手术的人来说确实是个挑战。 第二个是粟裕。这位军事家通过电话转达了自己的意见，他对陈丕显说："你在苏中游击战时就是我的得力助手，回部队能发挥专长，军队需要你这样有经验的干部。"粟裕和陈丕显有着深厚的战斗友谊，他的建议带着浓浓的战友情。 第三个是胡耀邦，胡耀邦直接上门找陈丕显，两人在病房里谈了很久。胡耀邦说："无论去哪，先抓工作再调整身体，云南需要你这样的改革派干部，那里的工作很重要。"胡耀邦看中的是陈丕显的工作能力和改革精神。 面对三位领导的不同建议，陈丕显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在日记中写道："叶帅是怕我再遭不测，胡耀邦是想让我带班子开新局。"每个人的建议都有道理，每个选择都有利弊。 其实，中央最初考虑的选项有三个：西藏、青海、云南。西藏海拔太高，缺氧严重；青海地处荒漠，条件艰苦；云南虽然也有高原，但相对来说条件要好一些，而且民族工作确实需要有经验的干部。 经过反复考虑，陈丕显做出了决定，他接受了云南的任命，但内心五味杂陈，一方面，他知道云南工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也担心自己的身体能否适应。 1977年2月，中央正式任命陈丕显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4月，他告别了北京，踏上了赴滇的火车，列车缓缓驶出北京站，陈丕显望着窗外，心情复杂。 到达昆明后，陈丕显立即投入工作，他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就是"整顿干部作风会议"，要求全省干部转变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在省委常委会上，陈丕显拍着桌子说："云南不是养老地，是战场！我们要在这里打一场硬仗。" 为了适应高原气候，陈丕显每天都要服用红景天，医生建议他少下乡，多休息，但他坚持要到基层去看看。他说："不了解情况怎么做决策？坐在办公室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陈丕显推动了"三良工程"，就是良田、良路、良种，他认为云南要发展，必须从基础做起。同时，他还建立了"民族干部培养计划"，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让他们在当地发挥更大作用。 1978年春节，陈丕显不顾身体虚弱，坚持到怒江州走访，那里山高路险，交通不便，但他还是去了。在当地，他用简单的傈僳族语言慰问群众，老百姓都很感动。一个省委书记能学当地话，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陈丕显的努力很快见到了成效，1978年，云南GDP增长了12%，民族地区人均收入提升了23%，这个成绩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说明他的工作方法是对的。 但是，陈丕显在云南的时间并不长。1979年，中央又有新的安排，调他到湖北省当省委第一书记。离开云南时，很多干部群众都来送行，场面很感人。 在湖北，陈丕显推动了"武汉钢铁基地扩建"项目，为湖北的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1982年，他又被调到中央，担任政法委书记，主导了"严打"行动和"法制宣传周"活动。 1984年，邓小平在中南海接见陈丕显时评价说："陈丕显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多面手'。"这个评价很准确，陈丕显确实在多个岗位上都干出了成绩。 1995年，陈丕显病逝前立下遗嘱："骨灰撒入长江，与苏北兵团战友共眠。"这个遗嘱体现了他对战友的深厚感情，也体现了一个老革命家的朴素情怀。 回头看陈丕显1977年的那个选择，虽然他最初想留在北京，但去云南的决定是正确的。他在那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个选择过程，展现了一个老党员在个人愿望和组织需要之间的思考和取舍。 参考资料： 《陈丕显传》编写组编：《陈丕显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
